请问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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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纳德(Bernard, Claude)(1813-1878)是现代实验生理学的创始人,是他那个时代法国重要的生理学家。生理学是研究生物是如何运作的学科。 伯纳德出生于法国的博若莱(Beaujolais )地区,他的父亲是制酒葡萄园主,在葡萄酒市场投资失败后做了名学校老师。1847年伯纳德的父亲去世,家人债务缠身。 伯纳德和当地的一名牧师学习了拉丁语,此后他前往维尔弗朗施(Villefranche)的一所耶稣神学学院学习,但是那里没有开设科学课程。因为没有毕业文凭,19岁的伯纳德给一位药剂师当学徒。1834年秋天,他完成了一部五幕英雄剧的手稿。文学评论家圣-马克吉拉丹(Saint-Marc Girardin)读了这个剧本后建议伯纳德放弃戏剧写作,转而学医。 1839年,伯纳德勉强合格,在巴黎几家医院工作。他精湛的解剖技术引起了著名的医生弗朗索瓦马让迪(Francois Magendie)的注意和欣赏。马让迪雇他做了他脊神经研究的助手。这份工作使伯纳德有机会从事到神经病学和新陈代谢方面的工作,他还发表了这两个领域的论文。1843年,伯纳德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消化中的胃液。 尽管伯纳德没有通过医学院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他还是继续和别人合作研究消化和一种名为箭毒(curare)的毒药。1844年,31岁的伯纳德辞去了研究助手的职务,并开始考虑再度行医。 1846年,伯纳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他发现在消化过程中,胰腺分泌物会把脂肪分子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他还展示了血液里有糖并不一定就是糖尿病的症状。随后伯纳德发现肝脏会把糖转化为肝糖(glycogen),也就是动物淀粉。肝糖是一种用来维持血糖水平的物质。1853年,伯纳德获得了理学博士的学位,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肝糖。此外,伯纳德还发现了神经系统是如何控制血液循环的。他最后一个重要发现是箭毒会在不影响感觉神经的情况下破坏运动神经,进而引发中风和死亡。 1854年,伯纳德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并被任命为普通生理学主席,这个职位是政府为他专设的。1855年,马让迪去世,伯纳德成为法兰西学院医学教授。1861年,他成为医学院的一员。他还在建立如何进行生命科学实验的准则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验应该被设计成证实或驳倒研究人员所研究的主导假说。伯纳德 1865年,伯纳德最著名的书《研究实验医学研究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出版。在书中他提出医学只有在实验生理学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发展。他还驳倒了认为“生命力”是生命的来源的说法。他提出由体液(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黄胆质]和抑郁质[黑胆质])构成的“内部环境”的观点。血液和淋巴无论在生物体内外都会保持稳定。伯纳德当这种稳定的环境被打乱的时候,生物体会开始重建这种环境。这本书使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19世纪70年代,伯纳德开始了在新领域的研究。这一研究使得《动植物常见生命现象》(Phenomena of Life Common to Animals and Plants)一书在他死后出版。1878年2月10日,伯纳德因肾病在巴黎逝世。他是法国第一个获得国葬殊荣的科学家。

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三个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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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现代历史的三个趋向》,摘自《时而艺术:史学九章》,[美]伯纳德·贝林著,孙宏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几年前在这个讲坛上,戈登·赖特(Gordon Wright)警告那些有幸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主席演讲的人“不要将自己的话视作上帝之声或时代智慧的结晶”。他思考道,主席只能在临走时以“权威”身份发表看法,“不是在任期开端,而是在最后关头,也就是在他即将——如俗话所言——‘走入历史’的四十八小时前”,这种做法甚是重要。“如果他想做什么保证或是影响学会的未来轨迹,或是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或是说明他的绝唱中的深奥道理,为时已晚。”在为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权威”演说开脱后,他开始论述一个最为重要、复杂、有争议的问题,对于思考自己工作性质的历史学家们而言,这个问题萦绕心头:历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门道德科学。我敬佩他的勇气,但也接受他的警告。下面我要做的不过是点出三个生气勃勃的史学趋势和我的一些初步想法。这些趋势或许会塑造能够反映我们现在已有知识和分析技能的任何全面叙述。

考虑到量化的重要性,第一个趋势就很明显了。史学中的量化很容易被误解。它同计算与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的形式分析不同。此外,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与其他人指出,要是没有细致的分辨力或无法充分了解历史事实,伯纳德它可能会将问题限于已有的数字答案中,提供似是而非、没有事实根据的狭隘论断,或将注意力从一个演变中的问题的中心主题转移开来,从而破坏历史理解的根基。但在这全部之外,量化研究的种种所谓创新实际上被夸大了。历史学家向来使用数字,只要他们能得到;他们也一直试图用数字或词语来描述规模。但当下史学中的量化发展也有其新鲜之处,我想它也会影响整个史学写作未来的演化。

从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那儿借来的一些术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一进展的性质。我想,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所写的所有历史,都是“显性”历史(manifest history)。也就是说,历史是时人清晰了解的事件之经过,是他们清楚地关心、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情,或者说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头版头条,即便他们无法理解其起因和潜在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的情形一般不会出现。可供利用的档案很大程度源于公共记录、彼时头版头条所涉及的男男女女的个人资料,以及以不同方式关注显性事件的其他种类文字记载。无论其描写如何技巧细腻或充满想象,潜在的情形都只不过是序言中的次要关切,或者是穿插在这儿或那儿用来解释主要事件或帮助创造一个那些事件所处时代的现实主义画像。有时,这些序言性或语境性的描述是有效的,但无论多么有效,对于关注重心——仍然是显性事件的经过——而言,这些段落都只是补充、注释或背景。

在我看来,当下量化史学工作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引入数字本身或使用比从前更为精准的数字,而在于能使我们更好地研究“隐性”历史,也就是当代人没有充分或清晰了解、有时一点也不了解的事件,他们没有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件(尽管他们也许会在无意识中非常努力地应对其后果),以及当时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为事件的事件。在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殖民地中,没有人知道不列颠人口增长正在放缓,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方式减少了白人契约仆向殖民地的流动。种植园主只知道,他们发现他们日益依赖便宜的奴隶劳动。利用量化分析,20世纪人口史家将17世纪不列颠人口增长的隐性历史挖掘出来。他们明确指出,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叶,黑人才构成了切萨皮克地区劳动力的主要部分。

相似地,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肆虐的托斯卡纳(Tuscan)乡村地区,没有人将上帝震怒的这次可怕展示同此前一个世纪的人口减少联系起来。正是现代历史学家揭示了这次隐性的、长期的事件,也就是将它记录在案,并将它同那场瘟疫的显性破坏联系起来。只有在征税记录的手稿中,以及1427年的佛罗伦萨大调查(亦即“卡塔斯托”)中,早前人口的减少才得以构建。

量化并不是只使我们能够更为精确地描述隐性事件。我所说的事件,时人与过去的历史学家即便知道,也只是很模糊地将它视作事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景观。就像是海底。在表层波涛中搏击的人猜测它存在,但从前却从未亲眼见到其岩石、沟壑与悬崖。就像新近发现的海底一样,可以说,隐性事件的世界直接同表面世界的显性历史相关。这就是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当下史学写作的一个重要进展便是将隐性事件与显性事件结合起来。我并不只是指公共事件更为深刻的背景正在浮现。这当然的确是对的。我指的是将一个体系中的事件同另一个体系中的事件结合起来。结果出现的这种合并现象正在生产出一种同我们过去所知的不同的总体史框架。

当然,主要的公共事件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要是同起到澄清作用的隐性景观放在一起考察,它们所占据的位置就同以前的不一样了。例如,美国革命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事件的发展方向。另一个事件体系的发现并不会掩盖这一显性事件的光芒,但对这场革命的起源、发展与影响的解释却因正得到揭示的隐性事件而呈现出不同形式。这些隐性事件包括革命前夕人口与移民的历史、定居模式以及对待权威的态度。这些都有助于塑造这场革命的起源与结果。考虑到我们新近发现的克里奥尔人与非洲人的不同比例,考虑到我们如今知道的同化程度与同化形式的不同(这一点只是在近期才被放进美国历史的准确位置),刚刚独立的各州对待奴隶制的方式怎么会一样?

隐性与显性事件的结合并无计划。这不是任何人的“研究意图”。历史学家们研究着不同的问题,利用着不同种类的材料。这是他们努力的合流。

相似地,现今正快速发展的第二大潮流也并非事先谋划或设计好的。它关乎空间关系,而非不同事件体系的关系。

近期史学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一些关键进展迅速席卷西方世界的研究中心与个体历史学家。我们通常认为,现代形式的家庭史研究源自法国学者。他们根植于悠久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传统。英格兰人捡起了这个主题。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与其他学者长期研究近代早期的人口趋向,但没有关注法国人钻研的社会学问题。在剑桥大学,学者们凭借着传教士似的热忱所提升的非凡的事业心和想象力予以发展。家庭史研究从那里传播到了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已经在考察家庭的结构、规模与也许可被称作社会心理学的东西。一旦来自国外的信号更为可靠,一旦搜集统计信息的技术更为完善,美国的家庭史研究便腾飞起来,带着典型的美国风格,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去中心化、无学科边界、相当特别的学术产业。这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积累的家庭史研究抵达了德国。那里有着极好的谱系记录,加之纳粹为记录“纯正的雅利安”血脉而创作的独特的“城镇谱系书”(Ortssippenbücher),这些都会使家庭史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在家庭史中出现的这种进展,也出现在历史上的社区研究、现代化研究、社会结构史与18世纪政治思想研究之中。一个国家、一种学术文化中的发现,迅速影响了其他国家与文化中的学术。为了他们自己的工作,美国史学者有充分理由考察R.A.巴特林(R. A. Butlin)对爱尔兰城镇的研究与杰拉尔德·L.索黎迪(Gerald L. Soliday)有关上黑森(Upper Hesse)的马尔堡(Marburg)的报告;比较马克·沃克(Mack Walker)在《德意志老镇》(German Home Towns)中所描绘的社区控制和英国的社区控制;在评估艾丽斯·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的《新国之富:革命前夕的美洲殖民地》(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时,同时考察埃蒂安·弗朗索瓦(étienne Franois)对莱茵河地区法院城镇(court towns)的底层阶级与贫困现象的记述,连同奥尔温·赫夫顿(Olwen Hufton)的《18世纪法国的穷人》(The Poor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考察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模式的出版物与研究西班牙移民的诸多作品,以便同自己领域的材料进行比较;仔细思考弗兰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关于贝卡里亚(Beccaria)的《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的写作(贝卡里亚的书在18世纪晚期的美洲甚为流行重要,虽然它起初只是一篇争论文章;它的起源地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由一群同欧洲贵族和天主教会结盟的世袭显贵控制的米兰)。

这种跨国交流与互动并非新事。历史学向来都是一种跨国事业。但交流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接和连贯。更为重要的是,据我所知,来自远方的和关于那里的可比信息的可用程度,从没有那么自然地强化一个主要的分析概念。对应信息的跨国交流所带来的并不只是一个不同点和相同点的清单,也不只是来自不同传统、但研究相似问题的许多大脑所带来的日益复杂的技术,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不同地区运行的大规模事件系统。视角的调节正在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基本单元比任何传统研究单元都更大。跨越时代的大规模范围以及它内部的谱系样式开始可见。

因为我的兴趣集中于近代早期的英美世界,我很自然地了解这种形态。我最初意识到历史学将朝这方面发展是在25年前。那时我同一位精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同事进行了一些随意的谈话。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学的这一进展很明显,因为我们不仅谈论了美国革命领袖同苏格兰启蒙运动领袖在观点上的相似性,而且注意到两地的不同文化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伦敦这个文化中心塑造的。二者离共同的核心都很遥远,参与方式也相似。这种共有的边缘性塑造了两地的地方文化,也有助于解释二者。我们坚信这一论述的正确性,并试着说明这一看法的意义,但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整个不列颠大西洋社会系统的文字材料或其他种类的事件与记载同这一系统是什么关系。的确,我们只考察了那个系统的一个小角落,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系统。

几乎在同时,大卫·奎因(David Quinn)开始发表一些关于16世纪英国海外扩张与殖民的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研究。首先,他指出,许多参与爱尔兰殖民的人也参与了美洲殖民。其次,英国人对待两个殖民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惊人地相似。一地之经验自动运用到另一地。单是从奎因的写作中,我们开始看到英格兰的大西洋帝国——它包括不列颠诸岛本身以及海外领地——的起源。它涉及英格兰后来的不列颠世界从英格兰东南的核心向一系列扩张中的异族边缘的扩张——16世纪的威尔士与英格兰北方,17世纪的苏格兰、爱尔兰、北美与加勒比地区。那些在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的、连接不列颠海外领土的语句突然有了崭新意义:例如,在1617年出版的一部游记中,爱尔兰被描述为“弗吉尼亚海中的这个著名岛屿”。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向外扩张的边缘弧从伦敦及其周边各郡向北、向西席卷威尔士与苏格兰低地,跨过爱尔兰,向西南经过纽芬兰,沿着北美沿岸经过新斯科舍、新英格兰、切萨皮克与北南卡罗来纳,最终抵达加勒比海的英裔美洲人的殖民地。

这个弧形并非像早期传统商业或陆地帝国的商路那么简单,它也并不只是一个扩张中的边疆线。它不是一条线或一个边缘,像特纳式的(Turnerian)术语那么全面,而是一圈领地,一圈边疆地区,也就是和一个被称作“不列颠”(British)的整体系统相联系的各个领地。

但即便扩展到这个程度,我们的视野也过于狭窄。J.G.A.波科克(J. G. A. Pocock)这位在英国受教育、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新西兰学者表明,这整个互动的大西洋文化系统,这由各种各样的边疆地区构成的巨大地带,只不过是最终抵达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系统的一小部分。

这种看法的影响是巨大而重要的。在边缘各地出现的、曾被视作不同和孤立的问题,如今却被认为是紧密相连的,其间关系有助于解释事件的进程。以这个视角,例如,伦敦颁布的英帝国限制向阿巴拉契亚以西移民的正式政策,如今很明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伦敦身居高位的苏格兰地主和爱尔兰在外地主担心,美洲拓殖会减少其土地上的人口,并随着美洲人进入距离白厅以西四千英里的地区,危及其经济稳定性。人们也突然能理解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想象力之视野与深刻。在1773年旅行于苏格兰西部诸岛时,他评论道,美洲边疆对苏格兰边疆不满的高地人的吸引力于不列颠文化的生存而言构成了威胁。他说,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移居不列颠远西边疆的高地人就相当于丢了:“这是因为,散布在美洲无垠地区的一个民族,就好比一个中心射出的光线。所有的光线都还在,但热量已经没了。他们的能量在于其密度:当他们四散开来,他们就没什么效力了。”

这种从中心向边缘、会损害“密度”的扩散是否是明智的?可否中断这一进程?可否用不列颠律法阻止不列颠人民在不列颠领土的几个边缘地区流转?各外部边疆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同中心的合适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有既了解18世纪的美洲边疆,又明白不列颠世界体系的整体运作,才能理解这些问题。在1773年的11月和12月,不列颠政府的最高层正在激烈地讨论着这些问题,它们即将在一个有争议的提案中达成决议,限制英国人口继续向美洲流动。而在此时,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的矛盾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

移民和帝国体制问题是近代早期不列颠世界的中心—边缘关系这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其他问题也存在。起源于中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在边缘背景中呈现出不同形式。美洲环境对来自英国宗主国文化的政治形式和理念的不同影响决定了美国公共制度的形态,但我们无法独立于同一时期按照自己模式运转的其他大系统来理解这种近代早期泛大西洋的不列颠体系。二者的交集是至关重要的。

要解释前工业时代英属北美的人口史,我们还得关注中欧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上莱茵兰(Upper Rhineland),它向东北扩散到丹麦边界,向东扩散到波西米亚,向东南经由多瑙河流域扩散到俄罗斯南部。那个独特而独立发展的系统的分支,其主流向东流向了普鲁士、哈布斯堡家族的地盘以及俄罗斯,但也直接进入了18世纪的不列颠体系。大概7.5万“德意志人”[实际上是蒙贝利亚地区(Montbéliard)的瑞士和法国新教徒,以及德意志国君的臣民]顺莱茵河而下,在鹿特丹和考兹转船,最终抵达因泽尔(Insel)。后者在莱茵兰有时被称作“宾特策尔-法尼尔”(Bintzel-vannier),也就是“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我们不仅可以描绘出中欧人口体系和不列颠人口体系的交汇处,而且可以找出那些连接这两个独立运行的轨道的个人。本杰明·弗利(Benjamin Furly)就是这些关键人物中的第一位;他是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朋友和代理人,长期住在鹿特丹,是商人、知识分子、土地发展者与自由事业的保护者。但是交汇处并不仅在欧洲,也有西非。这是因为,在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开始深入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谷地、佛罗里达沿岸与加拿大的滨海省份时,西非人口系统也外溢到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的各部分。要想看清对前工业化时代美洲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关联的诸体系之全豹,我们就得像卫星一样环绕地球,并注意各民族和各文化在一个巨大范围(从易北河到密西西比河、从北海到刚果河)内的同时运动。

这种全景视野很容易就从人口迁徙研究发展出来。但包含中心和边缘的全面体系这个概念(其完整性对于理解其单个部分而言至关重要)在诸多领域都是适用的。

这在思想史中是有效的。有两套著作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在第一套中,根据弗兰科·文图里的描述,启蒙运动从其巴黎中心先向西欧的近处边缘(西班牙、意大利、科西嘉、奥地利、德国与英格兰)再向东欧、俄罗斯和北美的远处边缘扩散。语言功底扎实、视野广阔的文图里,不仅成功地显示了改革思想整体上穿透进西方世界的遥远边疆,也展示了在不同文化中这些观点发生的独特的适应性变化。他仔细追踪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从起源地米兰向整个欧洲的流传,表明这种研究是可行的。第二套,波考克细致地追踪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公民人文主义”的特殊语言和基本原理如何从佛罗伦萨向英格兰、苏格兰和美洲传播。波考克写道:“在16世纪的佛罗伦萨,一种‘语言’得到挖掘。”随着它“离开欧洲,传播到英语(或‘大西洋’)世界中最没欧洲味儿的地方,它起初变成清教式的,接着变成辉格式的,然后变成美国式的”。

在另一个脉络里,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研究了《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版与传播,其路径颇像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和他的合作者的共同成果《书与社会》(Livre et société)。通过竭泽而渔地考察四开本版《百科全书》的销售,达恩顿追踪了这个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本身——的传播:从中心巴黎到法国各省,然后向外到达低地国家、莱茵兰、“欧洲北方平原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峡湾和俄罗斯大草原,最终抵达边远地带,如华沙莱克斯(Lex)的书店和莫斯科的鲁迪格(Rudiger)的书店”。从达恩顿的眼睛,我们可以想象“雪橇”将一卷卷《百科全书》“从莱比锡拉[到圣彼得堡]”顺着易北河和莫尔道河而上,跨过阿尔卑斯山到达都灵,顺着罗纳河抵达马赛和热那亚,沿着多瑙河抵达配斯特”。“在配斯特,”达恩顿写道,“巴黎似乎几个世纪般遥远,而奥斯曼帝国与西方文化的东方边界上无休无止的战事却咫尺之遥。”

凭借着相似的全面视角,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与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前者更为明显)将18世纪末整个欧美范围内“民主革命”的大爆发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事件群。可以证明,其他领域的可能性也很多。我们可以分析国内政治(尤其是美国民粹主义)和很多当代现象,包括国际关系、政治地理、有组织的社会的价值体系、城市环境以及美术和应用艺术的形式之传播。在其他联系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他领域:新闻传播、专业技术、文学形式、商业实践。

因此,在我看来,在杂乱无章的当代史学出版物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隐性历史与显性历史日益深入地互相渗透,也可以看到曾经分开讨论的现象之间主从系统的轮廓。第三,在当下史学写作中,学者们日益将内在的、主观的经历同外部事件的进程结合起来。

早在“心态”(mentalité)研究时兴的很长时间之前,早在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敦促历史学家将心理分析原则运用到历史问题之中作为下一个任务的很长时间以前,历史学家就已尝试描述人们意识的状态。无论多么粗糙,他们已经不仅试图描绘人们在正式话语中表达的想法和信念,而且试图勾勒更深层次的内在生活:预设、态度、恐惧、期待与热望,这全部构成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构建、他们关于现实的整体理解,以及他们给经验流安上的意义。但要想探究过去存在的奇怪的内在世界,一直以来都极其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没办法直接探究人类意识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群体的兴趣归根结底要超过对独特的个人的兴趣。即便成员还活着,可供采访、调研、观察,对于正设法进行这些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描绘集体的内在生活都有很大问题。对于缺乏活着的研究对象、文献材料杂乱无章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更为艰巨。

有时候会出现像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这样的历史学家。通过对艺术形式进行印象主义描绘,通过想象可能存在的日常生活经历,他能多少令人信服地绘制出一个社会世界观的巨大转变。还有像奥斯卡·汉德林的《被连根拔起的人们》(The Uprooted)那样的书,它既依靠材料,又通过移情与直觉,追踪了适应新环境的一代代人的内心世界。但这样的努力大多转变为一种模糊的文学印象主义,既揭示过去也彰显作者,或者变成研究以某种方式完善“中世纪心态”——也就是“世俗精神”或“市民精神”——图景的正式文本。即便是在这个问题里看起来最具操作性的方面,也就是那些塑造事件、我们知之甚多的关键历史人物的传记,探究主观经验的难度也很大。无论如何,集体传记通常是历史学家的主要问题,要超越人们所做、所写、所说,抵达他们的经历、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一些领域,历史学家近年来在抵达主观经验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技术层面的心理历史学仍多是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讨论而非历史学家的实践,但我们已经发现如何探讨过去的公共舆论、各种形式的态度以及一些关键观念的普遍程度与流传。这种研究的范围很广泛。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口。离开观念的严格谱系,抵达政治思想更广阔的方面(在其中,观念同更普遍的社会预设和态度相连),历史学家可以进入私人世界。所以,戈登·索海特(Gordon Schochet)的《家长制》(Patriarchalism)显然是一个“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实际上,它将社会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同17世纪所有人群都认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这种内在经验连接起来。W.H.格林利夫(W.H. Greenleaf)的《秩序、经验主义与政治》(Order, Empiricism, and Politics)显然也是一部政治思想研究,但这本书实际上探索了作者对最宏观意义上的现实之性质的设想,这种现实就是由所有人群都拥有的信念、态度、观点和预设构成的“广阔腹地”。众多作者所写的关于美、法、俄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书和文章也都以不同方式达成了同样目标。

要进入内部经验的领域,我们还发现了更有创意、更有想象力的一些方法。其中一些最有意思的已经抵达了私人经验的非言语表达,并且建立了非语言交流和语言交流之间的细腻联系。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通过考察一系列艺术形式在表达方式上的联系解释了内在世界的方方面面,已树立了引人入胜的学术新风格。休斯克刻意将城市建筑和政治态度、绘画和“自由的自我”、花园的描述的和比喻的意义混合起来。艺术形式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这些联系被构建成一个共同体“心智”的整体画面。这些联系受到模仿,似乎也必将塑造试图比过去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经历的许多文化史家的工作。事实上,即便在书出版前,休斯克的风格就已经颇有影响力了。六年前,他的学生威廉·麦格拉思(William McGrath)出版了《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Dionysian Art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Australia)。该书不仅证明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的社会主义和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音乐和“元音乐宇宙”有着共通的泛德意志根源(马勒第三交响乐乐谱中的几段,被放在一个讨论自由派的“林茨计划”的章节之前),而且将历史中所有这类分离线索的准确起源放在同一个框架和同一个内在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就是19世纪70年代的一个特殊的学生圈子。这个圈子的形成,先是在一个高中,亦即维也纳苏格兰人公学(Schottengymnasium),然后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个政治俱乐部。这些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写作正在形成自己的体裁,未来也许会被拿来同关于其他文化中的相似圈子的记述比较。这些圈子有着不同感情、不同态度、不同世界观,例如布卢姆斯伯里、叶芝的都柏林以及赫尔岑的伦敦俄国流亡者世界。的确,我们也许可以利用有相同感受和观点的重要“圈子”来描绘一整个时代的文化史。

像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和麦格拉思的《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这样的研究,在探讨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对现实的排列组合)时关注艺术形式。但他们所描绘的认识和排列组合属于那些很有文化教养的个人,他们距普通人的经历可能很遥远。历史学家也已努力绘制文化教养没那么高的人的内心经历,也就是普通人的私人生活。近期关于民众文化的研究基于非文字的行为表达,已经颇有成效。这些研究包括: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关于16世纪乱政节日的研究,里斯·艾萨克(Rhys Isaac)关于18世纪弗吉尼亚政治舞台的研究,以及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关于诸乔治王时期英格兰民众模仿选举(其主要材料是讽刺性印刷品)的研究。

但最特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出现在两个领域。第一个是19世纪的法国史: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出色地记述了“法国人的共同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他们“未言的预设”,他们的“野心、人物关系和影响思考的力量”;盖伊·蒂利耶(Guy Thuillier)探究了纳韦尔(Nevers)普通人生活中的色彩、声音、味道、节奏和触觉,也就是存在着的“不可见的日常”,包括对水的使用、个人卫生、起床和就寝模式、“姿势考古学”。像石头的碎屑一样,这些材料被意外地掩埋在历史的壮丽风景中,又被作者利用了起来。第二个领域是探索最广义和最细微意义上的宗教情感。从诺曼·科恩(Norman Cohn)关于中世纪各个千禧年主义运动的《追求千禧年》(Pursuit of Millennium)和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解剖新英格兰心灵的数卷,到基斯·托马斯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巫术魔法的杰出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它们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内容丰富、心思细腻。

态度、信念、恐惧和期望的样式,它们共同塑造了人类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单说描绘内在世界这个层面,我们就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到有关“看不见的日常”和宗教感情更为丰富的描绘,我认为无疑会有更多这样的史学作品出现。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内在世界同可感知的历史事件之外部世界的关系。反映意识的内在状态这个私人历史领域同过往公共事件的外部进程是什么关系?丢掉公共世界孤立地考察私人世界,使内在的和外在的割裂开来,忽视二者的相互影响,是在逃避历史的一个核心责任,亦即描写事件的进程如何选择了它的轨迹,并解释其原因。

这里不存在原则问题。显然,人们所作所为同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相关,也就是同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现实的构建相关。在研究个体时这显而易见,但在研究“人群”时,这个问题就被模糊地视作“风气”而被一掠而过。在有些人看来,即便存在这种“风气”,它也是由特殊事件决定的。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年份里,历史学家会寻找答案。他们会寻找包括共同的态度和“思维定势”的内在世界景象同外在事件进程之间的联系。近年来,历史学家通过考察最表面的层次涉足这一领域,试图探讨一些主要政治事件的“意识形态起源”。正如对其反应所表明,建立外部事件和私人意识的潜在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困难的,也必定会产生争议。

因此,在规模宏大的当代史学中,我认为至少存在三大时兴的潮流。这三个进程会以不同方式丰富和复杂化我们所创作的任何全面记叙:隐性和显性历史的融合,大规模领域和系统的描绘,以及对头脑的内部状态的描述及其同外部环境和事件的关系。当然,这三大潮流都非新事,每个都有雏形和早期阐述。例如,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卡尔·兰普雷克特(Karl Lamprecht)就宣传一种明确地和“科学地”关注集体心理和意识的内部状态的历史书写,探求德国“人民”(Volk)的“内在生活(Seelenleben),也就是心理生活、心理活动、心理状态”。他因此研究各种各样集体的和个人的意识。但当下史学骚动的这些先例,要么是孤立的,要么是纲领性的,要么是元史学的,或者它们只出于一种狂热的幻觉,也就是历史学正在变成一门“科学”。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观念从兰普雷克特的时代及其之前一直持续到 20世纪初的“新史学”史家,最终——我们希望——在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计量史学处达到顶峰。

我所勾勒的这些当下进展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提倡有心,而且创造有力。此外,涉及的作品并非尤有想象力的个人的孤立探索,而是许多历史学家的集体工作。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在未来的年头里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或进一步复杂化他们对过去的生活的技术性探索(不管怎样,这种工作将会继续,当然也应该继续),而是如何用过去未能料到的复杂性和分析维度将故事再拼接起来。或者说是如何将可以获得的信息(量的或质的、数据的或文字的、视觉的或口头的)拼接为主要发展的可读叙述。这些历史学作品会囊括轶事,但在本质上并非轶事性的;它们会对过去的环境、条件和观点进行静止的、“不动的”的描绘,但它们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它们会关注变化、转型和时间的流逝;它们会显示当下世界的主要方面在其浮现的过程中如何被塑造,或者说如何获得它们的特点。未来的优秀史家没有哪个可以不了解统计学。的确,他或她或许应该成为一位真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去分析从过去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要叙述运行中的世界。这些世界和我们的一样复杂、难测、短暂。

本文原题《现代历史的三个趋向》,摘自《时而艺术:史学九章》,[美]伯纳德·贝林著,孙宏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几年前在这个讲坛上,戈登·赖特(Gordon Wright)警告那些有幸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主席演讲的人“不要将自己的话视作上帝之声或时代智慧的结晶”。他思考道,主席只能在临走时以“权威”身份发表看法,“不是在任期开端,而是在最后关头,也就是在他即将——如俗话所言——‘走入历史’的四十八小时前”,这种做法甚是重要。“如果他想做什么保证或是影响学会的未来轨迹,或是解释他的所作所为,或是说明他的绝唱中的深奥道理,为时已晚。”在为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权威”演说开脱后,他开始论述一个最为重要、复杂、有争议的问题,对于思考自己工作性质的历史学家们而言,这个问题萦绕心头:历史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门道德科学。我敬佩他的勇气,但也接受他的警告。下面我要做的不过是点出三个生气勃勃的史学趋势和我的一些初步想法。这些趋势或许会塑造能够反映我们现在已有知识和分析技能的任何全面叙述。

考虑到量化的重要性,第一个趋势就很明显了。史学中的量化很容易被误解。它同计算与计算机使之成为可能的形式分析不同。此外,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与其他人指出,要是没有细致的分辨力或无法充分了解历史事实,它可能会将问题限于已有的数字答案中,提供似是而非、没有事实根据的狭隘论断,或将注意力从一个演变中的问题的中心主题转移开来,从而破坏历史理解的根基。但在这全部之外,量化研究的种种所谓创新实际上被夸大了。历史学家向来使用数字,只要他们能得到;他们也一直试图用数字或词语来描述规模。但当下史学中的量化发展也有其新鲜之处,我想它也会影响整个史学写作未来的演化。

从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那儿借来的一些术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这一进展的性质。我想,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所写的所有历史,都是“显性”历史(manifest history)。也就是说,历史是时人清晰了解的事件之经过,是他们清楚地关心、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情,或者说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头版头条,即便他们无法理解其起因和潜在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的情形一般不会出现。可供利用的档案很大程度源于公共记录、彼时头版头条所涉及的男男女女的个人资料,以及以不同方式关注显性事件的其他种类文字记载。无论其描写如何技巧细腻或充满想象,潜在的情形都只不过是序言中的次要关切,或者是穿插在这儿或那儿用来解释主要事件或帮助创造一个那些事件所处时代的现实主义画像。有时,这些序言性或语境性的描述是有效的,但无论多么有效,对于关注重心——仍然是显性事件的经过——而言,这些段落都只是补充、注释或背景。

在我看来,当下量化史学工作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引入数字本身或使用比从前更为精准的数字,而在于能使我们更好地研究“隐性”历史,也就是当代人没有充分或清晰了解、有时一点也不了解的事件,他们没有清楚地为之斗争的事件(尽管他们也许会在无意识中非常努力地应对其后果),以及当时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为事件的事件。在17世纪切萨皮克地区的殖民地中,没有人知道不列颠人口增长正在放缓,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方式减少了白人契约仆向殖民地的流动。种植园主只知道,他们发现他们日益依赖便宜的奴隶劳动。利用量化分析,20世纪人口史家将17世纪不列颠人口增长的隐性历史挖掘出来。他们明确指出,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叶,黑人才构成了切萨皮克地区劳动力的主要部分。

相似地,在14世纪中叶黑死病肆虐的托斯卡纳(Tuscan)乡村地区,没有人将上帝震怒的这次可怕展示同此前一个世纪的人口减少联系起来。正是现代历史学家揭示了这次隐性的、长期的事件,也就是将它记录在案,并将它同那场瘟疫的显性破坏联系起来。只有在征税记录的手稿中,以及1427年的佛罗伦萨大调查(亦即“卡塔斯托”)中,早前人口的减少才得以构建。

量化并不是只使我们能够更为精确地描述隐性事件。我所说的事件,时人与过去的历史学家即便知道,也只是很模糊地将它视作事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崭新的景观。就像是海底。在表层波涛中搏击的人猜测它存在,但从前却从未亲眼见到其岩石、沟壑与悬崖。就像新近发现的海底一样,可以说,隐性事件的世界直接同表面世界的显性历史相关。这就是我的看法。

在我看来,当下史学写作的一个重要进展便是将隐性事件与显性事件结合起来。我并不只是指公共事件更为深刻的背景正在浮现。这当然的确是对的。我指的是将一个体系中的事件同另一个体系中的事件结合起来。结果出现的这种合并现象正在生产出一种同我们过去所知的不同的总体史框架。

当然,主要的公共事件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要是同起到澄清作用的隐性景观放在一起考察,它们所占据的位置就同以前的不一样了。例如,美国革命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事件的发展方向。另一个事件体系的发现并不会掩盖这一显性事件的光芒,但对这场革命的起源、发展与影响的解释却因正得到揭示的隐性事件而呈现出不同形式。这些隐性事件包括革命前夕人口与移民的历史、定居模式以及对待权威的态度。这些都有助于塑造这场革命的起源与结果。考虑到我们新近发现的克里奥尔人与非洲人的不同比例,考虑到我们如今知道的同化程度与同化形式的不同(这一点只是在近期才被放进美国历史的准确位置),刚刚独立的各州对待奴隶制的方式怎么会一样?

隐性与显性事件的结合并无计划。这不是任何人的“研究意图”。历史学家们研究着不同的问题,利用着不同种类的材料。这是他们努力的合流。

相似地,现今正快速发展的第二大潮流也并非事先谋划或设计好的。它关乎空间关系,而非不同事件体系的关系。

近期史学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一些关键进展迅速席卷西方世界的研究中心与个体历史学家。我们通常认为,现代形式的家庭史研究源自法国学者。他们根植于悠久的人口统计学研究传统。英格兰人捡起了这个主题。大卫·格拉斯(David Glass)与其他学者长期研究近代早期的人口趋向,但没有关注法国人钻研的社会学问题。在剑桥大学,学者们凭借着传教士似的热忱所提升的非凡的事业心和想象力予以发展。家庭史研究从那里传播到了美国。在此之前,美国学者已经在考察家庭的结构、规模与也许可被称作社会心理学的东西。一旦来自国外的信号更为可靠,一旦搜集统计信息的技术更为完善,美国的家庭史研究便腾飞起来,带着典型的美国风格,现已发展成为一种去中心化、无学科边界、相当特别的学术产业。这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积累的家庭史研究抵达了德国。那里有着极好的谱系记录,加之纳粹为记录“纯正的雅利安”血脉而创作的独特的“城镇谱系书”(Ortssippenbücher),这些都会使家庭史研究达到新的高度。

在家庭史中出现的这种进展,也出现在历史上的社区研究、现代化研究、社会结构史与18世纪政治思想研究之中。一个国家、一种学术文化中的发现,迅速影响了其他国家与文化中的学术。为了他们自己的工作,美国史学者有充分理由考察R.A.巴特林(R. A. Butlin)对爱尔兰城镇的研究与杰拉尔德·L.索黎迪(Gerald L. Soliday)有关上黑森(Upper Hesse)的马尔堡(Marburg)的报告;比较马克·沃克(Mack Walker)在《德意志老镇》(German Home Towns)中所描绘的社区控制和英国的社区控制;在评估艾丽斯·汉森·琼斯(Alice Hanson Jones)的《新国之富:革命前夕的美洲殖民地》(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时,同时考察埃蒂安·弗朗索瓦(étienne Franois)对莱茵河地区法院城镇(court towns)的底层阶级与贫困现象的记述,连同奥尔温·赫夫顿(Olwen Hufton)的《18世纪法国的穷人》(The Poor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考察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模式的出版物与研究西班牙移民的诸多作品,以便同自己领域的材料进行比较;仔细思考弗兰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关于贝卡里亚(Beccaria)的《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的写作(贝卡里亚的书在18世纪晚期的美洲甚为流行重要,虽然它起初只是一篇争论文章;它的起源地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由一群同欧洲贵族和天主教会结盟的世袭显贵控制的米兰)。

这种跨国交流与互动并非新事。历史学向来都是一种跨国事业。但交流很少像今天这样直接和连贯。更为重要的是,据我所知,来自远方的和关于那里的可比信息的可用程度,从没有那么自然地强化一个主要的分析概念。对应信息的跨国交流所带来的并不只是一个不同点和相同点的清单,也不只是来自不同传统、但研究相似问题的许多大脑所带来的日益复杂的技术,而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不同地区运行的大规模事件系统。视角的调节正在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基本单元比任何传统研究单元都更大。跨越时代的大规模范围以及它内部的谱系样式开始可见。

因为我的兴趣集中于近代早期的英美世界,我很自然地了解这种形态。我最初意识到历史学将朝这方面发展是在25年前。那时我同一位精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同事进行了一些随意的谈话。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学的这一进展很明显,因为我们不仅谈论了美国革命领袖同苏格兰启蒙运动领袖在观点上的相似性,而且注意到两地的不同文化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伦敦这个文化中心塑造的。二者离共同的核心都很遥远,参与方式也相似。这种共有的边缘性塑造了两地的地方文化,也有助于解释二者。我们坚信这一论述的正确性,并试着说明这一看法的意义,但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整个不列颠大西洋社会系统的文字材料或其他种类的事件与记载同这一系统是什么关系。的确,我们只考察了那个系统的一个小角落,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系统。

几乎在同时,大卫·奎因(David Quinn)开始发表一些关于16世纪英国海外扩张与殖民的相当具有启发性的研究。首先,他指出,许多参与爱尔兰殖民的人也参与了美洲殖民。其次,英国人对待两个殖民地区的土著居民的态度惊人地相似。一地之经验自动运用到另一地。单是从奎因的写作中,我们开始看到英格兰的大西洋帝国——它包括不列颠诸岛本身以及海外领地——的起源。它涉及英格兰后来的不列颠世界从英格兰东南的核心向一系列扩张中的异族边缘的扩张——16世纪的威尔士与英格兰北方,17世纪的苏格兰、爱尔兰、北美与加勒比地区。那些在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的、连接不列颠海外领土的语句突然有了崭新意义:例如,在1617年出版的一部游记中,爱尔兰被描述为“弗吉尼亚海中的这个著名岛屿”。人们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向外扩张的边缘弧从伦敦及其周边各郡向北、向西席卷威尔士与苏格兰低地,跨过爱尔兰,向西南经过纽芬兰,沿着北美沿岸经过新斯科舍、新英格兰、切萨皮克与北南卡罗来纳,最终抵达加勒比海的英裔美洲人的殖民地。

这个弧形并非像早期传统商业或陆地帝国的商路那么简单,它也并不只是一个扩张中的边疆线。它不是一条线或一个边缘,像特纳式的(Turnerian)术语那么全面,而是一圈领地,一圈边疆地区,也就是和一个被称作“不列颠”(British)的整体系统相联系的各个领地。

但即便扩展到这个程度,我们的视野也过于狭窄。J.G.A.波科克(J. G. A. Pocock)这位在英国受教育、长期生活在美国的新西兰学者表明,这整个互动的大西洋文化系统,这由各种各样的边疆地区构成的巨大地带,只不过是最终抵达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世界其他地区的全球系统的一小部分。

这种看法的影响是巨大而重要的。在边缘各地出现的、曾被视作不同和孤立的问题,如今却被认为是紧密相连的,其间关系有助于解释事件的进程。以这个视角,例如,伦敦颁布的英帝国限制向阿巴拉契亚以西移民的正式政策,如今很明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伦敦身居高位的苏格兰地主和爱尔兰在外地主担心,美洲拓殖会减少其土地上的人口,并随着美洲人进入距离白厅以西四千英里的地区,危及其经济稳定性。人们也突然能理解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的想象力之视野与深刻。在1773年旅行于苏格兰西部诸岛时,他评论道,美洲边疆对苏格兰边疆不满的高地人的吸引力于不列颠文化的生存而言构成了威胁。他说,对于这个民族而言,移居不列颠远西边疆的高地人就相当于丢了:“这是因为,散布在美洲无垠地区的一个民族,就好比一个中心射出的光线。所有的光线都还在,但热量已经没了。他们的能量在于其密度:当他们四散开来,他们就没什么效力了。”

这种从中心向边缘、会损害“密度”的扩散是否是明智的?可否中断这一进程?可否用不列颠律法阻止不列颠人民在不列颠领土的几个边缘地区流转?各外部边疆地区之间以及它们同中心的合适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有既了解18世纪的美洲边疆,又明白不列颠世界体系的整体运作,才能理解这些问题。在1773年的11月和12月,不列颠政府的最高层正在激烈地讨论着这些问题,它们即将在一个有争议的提案中达成决议,限制英国人口继续向美洲流动。而在此时,不列颠与美洲殖民地的矛盾为这场讨论画上了句号。

移民和帝国体制问题是近代早期不列颠世界的中心—边缘关系这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但其他问题也存在。起源于中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在边缘背景中呈现出不同形式。美洲环境对来自英国宗主国文化的政治形式和理念的不同影响决定了美国公共制度的形态,但我们无法独立于同一时期按照自己模式运转的其他大系统来理解这种近代早期泛大西洋的不列颠体系。二者的交集是至关重要的。

要解释前工业时代英属北美的人口史,我们还得关注中欧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上莱茵兰(Upper Rhineland),它向东北扩散到丹麦边界,向东扩散到波西米亚,向东南经由多瑙河流域扩散到俄罗斯南部。那个独特而独立发展的系统的分支,其主流向东流向了普鲁士、哈布斯堡家族的地盘以及俄罗斯,但也直接进入了18世纪的不列颠体系。大概7.5万“德意志人”[实际上是蒙贝利亚地区(Montbéliard)的瑞士和法国新教徒,以及德意志国君的臣民]顺莱茵河而下,在鹿特丹和考兹转船,最终抵达因泽尔(Insel)。后者在莱茵兰有时被称作“宾特策尔-法尼尔”(Bintzel-vannier),也就是“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我们不仅可以描绘出中欧人口体系和不列颠人口体系的交汇处,而且可以找出那些连接这两个独立运行的轨道的个人。本杰明·弗利(Benjamin Furly)就是这些关键人物中的第一位;他是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朋友和代理人,长期住在鹿特丹,是商人、知识分子、土地发展者与自由事业的保护者。但是交汇处并不仅在欧洲,也有西非。这是因为,在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开始深入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谷地、佛罗里达沿岸与加拿大的滨海省份时,西非人口系统也外溢到不列颠的大西洋世界的各部分。要想看清对前工业化时代美洲产生重大影响的相互关联的诸体系之全豹,我们就得像卫星一样环绕地球,并注意各民族和各文化在一个巨大范围(从易北河到密西西比河、从北海到刚果河)内的同时运动。

这种全景视野很容易就从人口迁徙研究发展出来。但包含中心和边缘的全面体系这个概念(其完整性对于理解其单个部分而言至关重要)在诸多领域都是适用的。

这在思想史中是有效的。有两套著作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点。在第一套中,根据弗兰科·文图里的描述,启蒙运动从其巴黎中心先向西欧的近处边缘(西班牙、意大利、科西嘉、奥地利、德国与英格兰)再向东欧、俄罗斯和北美的远处边缘扩散。语言功底扎实、视野广阔的文图里,不仅成功地显示了改革思想整体上穿透进西方世界的遥远边疆,也展示了在不同文化中这些观点发生的独特的适应性变化。他仔细追踪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从起源地米兰向整个欧洲的流传,表明这种研究是可行的。第二套,波考克细致地追踪了一个政治思想体系“公民人文主义”的特殊语言和基本原理如何从佛罗伦萨向英格兰、苏格兰和美洲传播。波考克写道:“在16世纪的佛罗伦萨,一种‘语言’得到挖掘。”随着它“离开欧洲,传播到英语(或‘大西洋’)世界中最没欧洲味儿的地方,它起初变成清教式的,接着变成辉格式的,然后变成美国式的”。

在另一个脉络里,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研究了《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出版与传播,其路径颇像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和他的合作者的共同成果《书与社会》(Livre et société)。通过竭泽而渔地考察四开本版《百科全书》的销售,达恩顿追踪了这个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本身——的传播:从中心巴黎到法国各省,然后向外到达低地国家、莱茵兰、“欧洲北方平原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峡湾和俄罗斯大草原,最终抵达边远地带,如华沙莱克斯(Lex)的书店和莫斯科的鲁迪格(Rudiger)的书店”。从达恩顿的眼睛,我们可以想象“雪橇”将一卷卷《百科全书》“从莱比锡拉[到圣彼得堡]”顺着易北河和莫尔道河而上,跨过阿尔卑斯山到达都灵,顺着罗纳河抵达马赛和热那亚,沿着多瑙河抵达配斯特”。“在配斯特,”达恩顿写道,“巴黎似乎几个世纪般遥远,而奥斯曼帝国与西方文化的东方边界上无休无止的战事却咫尺之遥。”

凭借着相似的全面视角,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与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前者更为明显)将18世纪末整个欧美范围内“民主革命”的大爆发理解为一个独特的事件群。可以证明,其他领域的可能性也很多。我们可以分析国内政治(尤其是美国民粹主义)和很多当代现象,包括国际关系、政治地理、有组织的社会的价值体系、城市环境以及美术和应用艺术的形式之传播。在其他联系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其他领域:新闻传播、专业技术、文学形式、商业实践。

因此,在我看来,在杂乱无章的当代史学出版物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隐性历史与显性历史日益深入地互相渗透,也可以看到曾经分开讨论的现象之间主从系统的轮廓。第三,在当下史学写作中,学者们日益将内在的、主观的经历同外部事件的进程结合起来。

早在“心态”(mentalité)研究时兴的很长时间之前,早在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敦促历史学家将心理分析原则运用到历史问题之中作为下一个任务的很长时间以前,历史学家就已尝试描述人们意识的状态。无论多么粗糙,他们已经不仅试图描绘人们在正式话语中表达的想法和信念,而且试图勾勒更深层次的内在生活:预设、态度、恐惧、期待与热望,这全部构成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构建、他们关于现实的整体理解,以及他们给经验流安上的意义。但要想探究过去存在的奇怪的内在世界,一直以来都极其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没办法直接探究人类意识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群体的兴趣归根结底要超过对独特的个人的兴趣。即便成员还活着,可供采访、调研、观察,对于正设法进行这些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描绘集体的内在生活都有很大问题。对于缺乏活着的研究对象、文献材料杂乱无章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所面对的种种困难更为艰巨。

有时候会出现像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这样的历史学家。通过对艺术形式进行印象主义描绘,通过想象可能存在的日常生活经历,他能多少令人信服地绘制出一个社会世界观的巨大转变。还有像奥斯卡·汉德林的《被连根拔起的人们》(The Uprooted)那样的书,它既依靠材料,又通过移情与直觉,追踪了适应新环境的一代代人的内心世界。但这样的努力大多转变为一种模糊的文学印象主义,既揭示过去也彰显作者,或者变成研究以某种方式完善“中世纪心态”——也就是“世俗精神”或“市民精神”——图景的正式文本。即便是在这个问题里看起来最具操作性的方面,也就是那些塑造事件、我们知之甚多的关键历史人物的传记,探究主观经验的难度也很大。无论如何,集体传记通常是历史学家的主要问题,要超越人们所做、所写、所说,抵达他们的经历、感受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在一些领域,历史学家近年来在抵达主观经验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技术层面的心理历史学仍多是社会科学家的理论讨论而非历史学家的实践,但我们已经发现如何探讨过去的公共舆论、各种形式的态度以及一些关键观念的普遍程度与流传。这种研究的范围很广泛。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入口。离开观念的严格谱系,抵达政治思想更广阔的方面(在其中,观念同更普遍的社会预设和态度相连),历史学家可以进入私人世界。所以,戈登·索海特(Gordon Schochet)的《家长制》(Patriarchalism)显然是一个“政治思想”的研究,但实际上,它将社会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同17世纪所有人群都认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这种内在经验连接起来。W.H.格林利夫(W.H. Greenleaf)的《秩序、经验主义与政治》(Order, Empiricism, and Politics)显然也是一部政治思想研究,但这本书实际上探索了作者对最宏观意义上的现实之性质的设想,这种现实就是由所有人群都拥有的信念、态度、观点和预设构成的“广阔腹地”。众多作者所写的关于美、法、俄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书和文章也都以不同方式达成了同样目标。

要进入内部经验的领域,我们还发现了更有创意、更有想象力的一些方法。其中一些最有意思的已经抵达了私人经验的非言语表达,并且建立了非语言交流和语言交流之间的细腻联系。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的《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ècle Vienna)通过考察一系列艺术形式在表达方式上的联系解释了内在世界的方方面面,已树立了引人入胜的学术新风格。休斯克刻意将城市建筑和政治态度、绘画和“自由的自我”、花园的描述的和比喻的意义混合起来。艺术形式和公共生活之间的这些联系被构建成一个共同体“心智”的整体画面。这些联系受到模仿,似乎也必将塑造试图比过去更深入地理解人类经历的许多文化史家的工作。事实上,即便在书出版前,休斯克的风格就已经颇有影响力了。六年前,他的学生威廉·麦格拉思(William McGrath)出版了《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Dionysian Art and Populist Politics in Australia)。该书不仅证明维克托·阿德勒(Viktor Adler)的社会主义和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音乐和“元音乐宇宙”有着共通的泛德意志根源(马勒第三交响乐乐谱中的几段,被放在一个讨论自由派的“林茨计划”的章节之前),而且将历史中所有这类分离线索的准确起源放在同一个框架和同一个内在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就是19世纪70年代的一个特殊的学生圈子。这个圈子的形成,先是在一个高中,亦即维也纳苏格兰人公学(Schottengymnasium),然后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个政治俱乐部。这些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语世界的写作正在形成自己的体裁,未来也许会被拿来同关于其他文化中的相似圈子的记述比较。这些圈子有着不同感情、不同态度、不同世界观,例如布卢姆斯伯里、叶芝的都柏林以及赫尔岑的伦敦俄国流亡者世界。的确,我们也许可以利用有相同感受和观点的重要“圈子”来描绘一整个时代的文化史。

像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和麦格拉思的《狄奥尼修斯艺术与奥地利民粹主义政治》这样的研究,在探讨对世界的认识(也就是对现实的排列组合)时关注艺术形式。但他们所描绘的认识和排列组合属于那些很有文化教养的个人,他们距普通人的经历可能很遥远。历史学家也已努力绘制文化教养没那么高的人的内心经历,也就是普通人的私人生活。近期关于民众文化的研究基于非文字的行为表达,已经颇有成效。这些研究包括: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关于16世纪乱政节日的研究,里斯·艾萨克(Rhys Isaac)关于18世纪弗吉尼亚政治舞台的研究,以及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关于诸乔治王时期英格兰民众模仿选举(其主要材料是讽刺性印刷品)的研究。

但最特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出现在两个领域。第一个是19世纪的法国史: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出色地记述了“法国人的共同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他们“未言的预设”,他们的“野心、人物关系和影响思考的力量”;盖伊·蒂利耶(Guy Thuillier)探究了纳韦尔(Nevers)普通人生活中的色彩、声音、味道、节奏和触觉,也就是存在着的“不可见的日常”,包括对水的使用、个人卫生、起床和就寝模式、“姿势考古学”。像石头的碎屑一样,这些材料被意外地掩埋在历史的壮丽风景中,又被作者利用了起来。第二个领域是探索最广义和最细微意义上的宗教情感。从诺曼·科恩(Norman Cohn)关于中世纪各个千禧年主义运动的《追求千禧年》(Pursuit of Millennium)和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解剖新英格兰心灵的数卷,到基斯·托马斯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关于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巫术魔法的杰出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它们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内容丰富、心思细腻。

态度、信念、恐惧和期望的样式,它们共同塑造了人类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单说描绘内在世界这个层面,我们就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到有关“看不见的日常”和宗教感情更为丰富的描绘,我认为无疑会有更多这样的史学作品出现。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内在世界同可感知的历史事件之外部世界的关系。反映意识的内在状态这个私人历史领域同过往公共事件的外部进程是什么关系?丢掉公共世界孤立地考察私人世界,使内在的和外在的割裂开来,忽视二者的相互影响,是在逃避历史的一个核心责任,亦即描写事件的进程如何选择了它的轨迹,并解释其原因。

这里不存在原则问题。显然,人们所作所为同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相关,也就是同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现实的构建相关。在研究个体时这显而易见,但在研究“人群”时,这个问题就被模糊地视作“风气”而被一掠而过。在有些人看来,即便存在这种“风气”,它也是由特殊事件决定的。然而,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年份里,历史学家会寻找答案。他们会寻找包括共同的态度和“思维定势”的内在世界景象同外在事件进程之间的联系。近年来,历史学家通过考察最表面的层次涉足这一领域,试图探讨一些主要政治事件的“意识形态起源”。正如对其反应所表明,建立外部事件和私人意识的潜在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困难的,也必定会产生争议。

因此,在规模宏大的当代史学中,我认为至少存在三大时兴的潮流。这三个进程会以不同方式丰富和复杂化我们所创作的任何全面记叙:隐性和显性历史的融合,大规模领域和系统的描绘,以及对头脑的内部状态的描述及其同外部环境和事件的关系。当然,这三大潮流都非新事,每个都有雏形和早期阐述。例如,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卡尔·兰普雷克特(Karl Lamprecht)就宣传一种明确地和“科学地”关注集体心理和意识的内部状态的历史书写,探求德国“人民”(Volk)的“内在生活(Seelenleben),也就是心理生活、心理活动、心理状态”。他因此研究各种各样集体的和个人的意识。但当下史学骚动的这些先例,要么是孤立的,要么是纲领性的,要么是元史学的,或者它们只出于一种狂热的幻觉,也就是历史学正在变成一门“科学”。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观念从兰普雷克特的时代及其之前一直持续到 20世纪初的“新史学”史家,最终——我们希望——在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的计量史学处达到顶峰。

我所勾勒的这些当下进展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提倡有心,而且创造有力。此外,涉及的作品并非尤有想象力的个人的孤立探索,而是许多历史学家的集体工作。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在未来的年头里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深化或进一步复杂化他们对过去的生活的技术性探索(不管怎样,这种工作将会继续,当然也应该继续),而是如何用过去未能料到的复杂性和分析维度将故事再拼接起来。或者说是如何将可以获得的信息(量的或质的、数据的或文字的、视觉的或口头的)拼接为主要发展的可读叙述。这些历史学作品会囊括轶事,但在本质上并非轶事性的;它们会对过去的环境、条件和观点进行静止的、“不动的”的描绘,但它们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它们会关注变化、转型和时间的流逝;它们会显示当下世界的主要方面在其浮现的过程中如何被塑造,或者说如何获得它们的特点。未来的优秀史家没有哪个可以不了解统计学。的确,他或她或许应该成为一位真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归根结底,历史学家一定不要去分析从过去抽象出来的孤立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要叙述运行中的世界。这些世界和我们的一样复杂、难测、短暂。

伯纳德•阿尔诺旗下的LVMH集团证实与蒂芙尼就145亿美元的收购要约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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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首富伯纳德阿尔诺旗下的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集团证实,该集团出人意料地提出要收购美国珠宝巨头蒂芙尼。

路威酩轩集团今天上午发表声明称:“鉴于最近的市场传言,路威酩轩集团证实,已就可能与蒂芙尼的交易进行了初步讨论。”

路威酩轩集团补充称,谈判仍处于初期阶段,“不能保证这些讨论将导致任何协议。”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公开出价约为145亿美元,较蒂芙尼市值溢价22%,较上个月的平均价格高出逾30%。

这家美国珠宝商可能会拒绝这个报价,但阿尔诺有望以165亿美元的价格回归。这笔交易将标志着法国奢侈品集团的另一项大型国际收购,也是收购的第一个非时尚类的美国品牌。

路威酩轩的报价可能会引发弗朗索瓦皮诺的开云奢侈品集团(古驰、伊夫圣罗兰、巴黎世家、亚历山大麦昆)和历峰集团(卡地亚手表和珠宝的所有者)的回应。有传言称,开云集团对这家标志性的美国珠宝商感兴趣。

英国CMC Markets首席市场分析师迈克尔休森对法国24电视台表示:“几年前,LVMH集团已将宝格丽收入囊中。他试图将价值145亿美元的戒指戴在蒂芙尼上,此举可能会导致与这一领域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拥有卡地亚的历峰集团展开竞争,并有助于LVMH集团更好地进入美国市场。”

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师罗杰里奥藤森对《福布斯》表示:“在路威酩轩集团旗下,蒂芙尼将成为一家更好的公司,也会是一个更强大的竞争对手。”他提到了珠宝公司宝格丽在2011年被路威酩轩集团收购后取得的巨大成功。

藤森还表示:“硬奢侈品是唯一一个LVMH集团不是领先者的细分行业(我们知道,阿尔诺喜欢永远都是第一)。“加拿大皇家银行奢侈品股票分析师说:“珠宝是该行业中最不拥挤的类别,真正的全球参与者屈指可数。蒂芙尼在亚洲的品牌价值已得到证明,多年来,在我们的中国消费者调查中,蒂芙尼一直是排在前三名的珠宝品牌。”

上一财年,蒂芙尼的销售额为44亿美元,息税前利润为7.9亿美元,利润率为18%。藤森证实,蒂芙尼几乎没有债务。

在担任宝格丽首席运营官期间(1996年-2012年),路威酩轩集团对蒂芙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德罗博格里奥罗非常了解。2012年-2013年亚历山德罗博格里奥罗成为丝芙兰北美区首席运营官。

阿尔诺的净资产估计为1,024亿美元,他一直渴望扩大自己在奢侈品新领域的影响力。

去年12月,阿尔诺出人意料地进军豪华酒店行业,收购了46家豪华酒店、餐厅、火车和内河邮轮公司的所有者、部分所有者或管理者贝尔蒙德有限公司。伯纳德

这笔32亿美元的交易扩大了该公司的酒店控股,把贝尔蒙德的地产与路威酩轩集团目前在滑雪胜地高雪维尔的白马庄园酒店、以及该集团在上海、米兰、巴厘岛、伦敦、北京和迪拜的宝格丽酒店放在了一起。

伯纳德·海丁克|九旬指挥巨匠即将“退隐江湖”

对于喜爱古典音乐的朋友而言,伯纳德·海丁克(Bernard Haitink)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过去半个世纪全球范围内管弦乐艺术的最高水准,这位来自荷兰的殿堂级指挥大师与包括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内的几乎所有顶级乐团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合作,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scumbagmillionaire.com/,伯纳德录制了不可胜数的经典唱片,在荷兰广播爱乐乐团、伦敦爱乐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任职更是将这些一流乐团的艺术能力推向新的高峰。

2019年,海丁克大师迎来了自己的90岁生日,与此同时他也向外界宣布,自己将在今年9月的瑞士琉森音乐节之后彻底告别指挥台。海丁克大师对媒体表示,这个想法萌生于去年中旬,而在过去的一年间,他已经和柏林、慕尼黑、阿姆斯特丹、芝加哥等与自己音乐生涯有密切关联的城市的观众完成了舞台上的告别。尽管乐迷们对于能够继续领略海丁克的舞台风采抱有深深的执念,但是大家对于大师的这个决定还是深表理解,并祝福大师身体健康。

海丁克长达65年的指挥生涯中唯一一次造访中国便是在2009年,那一年,八十高龄的指挥家率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造访国家大剧院,为北京的观众奉献了两场精彩绝伦的演出,大师气定神闲的驾驭、以及对乐团熟稔自信的调教,幻化成至今令亲历者难忘的乐音。今天,剧小院用一篇文章带大家一起回忆海丁克大师十年前造访国家大剧院的美好瞬间。

“我在八十岁高龄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国家大剧院。没想到,却在这里发现了古典音乐的‘新大陆’!这里有那么多的年轻观众,他们给我带来了无限的慰藉与力量。因为我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我的继承者们也不会孤单,任何对古典乐的悲观预言,显然都为时尚早。中国的国家大剧院让我相信,有年轻人在,有希望在,有未来在。明天一定会更好。”

有人曾说,除了世袭的王位和交响乐指挥,世界上没有哪一份行当能够干到耄耋之年。年过八旬的殿堂级指挥大师——伯纳德·海丁克也许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纵横指坛半个多世纪,灌录唱片上百余张,执掌过全球几乎所有的超级天团……海丁克的一生,辉煌得如同一部交响史诗,每一个音符都惊为天人。

2009年2月13日,当八十岁的海丁克,率领一百一十六岁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奉献有着一百零三年历史的马勒《第六交响曲》。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无疑在抒写一部传奇,一部由漫长时间年轮交织而成的传奇,一部由海丁克全情打造,亲自演绎的传奇。

海丁克曾说:“我可以认老,但绝不服老。伯纳德”在他看来,每一场音乐会都是一次激情的探险。马勒《第六交响曲》,结构宏阔,织体繁复,是古典音乐史上“珠峰”式的高难作品。当晚,八十岁的海丁克仙风道骨、气定神闲,犹如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指挥他的“水手”在暴风骤雨与电闪雷鸣间自由穿梭。

观众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音乐历险,而“老船长”也有了不同寻常的惊喜发现。细心的海丁克注意到,舞台之下的观众席上,几乎全部是充满活力的年轻面孔,这可颠覆了大师多年来的经验与记忆。“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我第一次拿起指挥棒,我是黑发人,观众为白发人;如今,我成了白发人,观众依旧是白发人。”这是海丁克五十年音乐生涯无法回避的尴尬境遇:即使在音乐根基深厚的欧洲国家,年轻观众也越来越少,面临着极大的流失。为艺术倾其一生的海丁克大师一度黯然神伤:“古典音乐难道真的走向了黄昏?”这一次,海丁克在国家大剧院看到了不同,那些年轻的,充满活力的,热情洋溢的面孔让大师受到了深深的震动。“这是真的吗?我看到的是真的吗?”

为解开大师心中的疑窦,国家大剧院通过统计分析两场音乐会的观众样本,给出了有力的数字:偌大的人群中,青年观众占大多数,包括一支不容忽视的琴童大军,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听众只有不到2%。这让见多识广的海丁克着实震惊了,他在八十岁高龄第一次来到中国,没想到,却在这里,发现了古典音乐的“新大陆”!这片未知的世界,这希望给年过八旬的海丁克带来了无限的慰藉与力量。

“我曾经对古典乐的命运并不乐观,现在,我发现自己并不孤单,我的继承者们也不会孤单,任何对古典乐的悲观预言,显然都为时尚早。国家大剧院让我相信,有年轻人在,有希望在,有未来在。明天一定会更好。”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免费欣赏海丁克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绎贝多芬《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

布克得主伯纳德谈英国种族问题:“未来不会自我发展别把任何进步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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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位赢得布克奖的黑人女性作家,伯纳德·埃瓦里斯托在下文中指出,一场有关种族和性别的革命正在席卷英国出版业,社交网络对这场革命起到了助推的作用,而无论是出版还是网络都充满变数。

伯纳德·埃瓦里斯托·2019/10/24 09:00来源:界面新闻字体:宋

黑人女性奇德拉·埃格鲁(Chidera Eggerue),又名“贫民窟之花”(The Slumflower),是一位作家兼时尚博主,她是一位常驻伦敦东南部的居家女孩和女权主义者,也是社交媒体上的明星。2017年,埃格鲁在推特上创建了#下垂胸部同样重要(#SaggyBoobsMatter)的话题标签,呼吁人们关注女性乳房和身体本身的美好,与鼓吹完美身体的美容行业截然相反。一年后,只有23岁的埃格鲁出版了一本励志书籍,名为《独处好时光:贫民窟之花告诉你为什么已经足够》(What a Time to Be Alone: The Slumflowers Guide to Why You Are Already Enough),该书在2018年出版的当周便进入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在那本古怪粉红配图的书中,埃格鲁自称为读者的“导师、知己和最好的朋友”,她对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奥泰加·乌瓦巴(Otegha Uwagba)早期的一本名为《小黑书:职业女性的工具箱》(Little Black Book: A Toolkit for Working Women)的小册子在2016年成为畅销书,为埃格鲁这本书的问世铺平了道路。而这本书可能又受到了奇马曼达·恩戈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2014年的作品《女性的权利》的影响。

对于黑人女作家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互联网带来了改变。互联网重塑了我们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并以迄今难以想象的方式,将以往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和写作推向公共视野。虽然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并开始认真对待社交媒体的弊端和陷阱,但它仍然是有史以来最令人兴奋的大众传播渠道。

如今确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美国2013年发起的“黑命贵”(#BlackLivesMatter)运动造成的连锁反应,以及随后的一些运动,让人们开始重新重视起美国的种族问题,并把这些运动传播到了英国。习惯了聚焦于大西洋彼岸种族主义的英国人,却很少会注意到英国内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危害,甚至许多人对此表示否认。与此同时,当“黑命贵”的势头越来越大,黑人作家对非虚构类作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2016年,大卫·欧卢索加(David Olusoga)与一档广受好评的电视节目同时推出了《黑人与英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Black and British: A Forgotten History),借此打破了此类书籍通常受局限的小众市场。2017年,雷妮·埃德多·洛奇(Reni Eddo-Lodge)出版了畅销书《为什么我不再与白人谈论种族》(Why Im No Longer Talking to White People About Race),这本书最初源自她一篇博客上的文章,后来迅速走红。然而,尽管雷妮·埃德多·洛奇承认过去的非裔美国女权主义者,但对于自己国家的开拓者却保持沉默。最近重新出版的,1985年由贝弗利·布莱恩(Beverley Bryan)、斯特拉·达齐(Stella Dadzie)和苏珊娜·斯卡夫(Suzanne Scafe)共同编辑的《种族的心脏:黑人女性在英国的生活》(The Heart of The Race: Black Womens Lives In Britain),是第一批调查这个主题的非虚构类作品之一。在此之外,还有海迪·萨菲亚·米尔扎(Heidi Safia Mirza)出版的《青年、女性与黑人》(Young, Female and Black)和《英国黑人女权主义》(Black British Feminism)。这段历史的大部分已经遗失:很少在大学里被教授,也没有出现在被粉饰过的英国女权主义历史时间轴上。

最近所有这些在商业上和评论界取得巨大成功的非虚构类作品,使出版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在去年出版的《迎难而上:黑人女孩圣经》(Slay in Your Lane: The Black Girl Bible)一书中,作者约米·阿德内克(Yomi Adegoke)和伊丽莎白·乌维耶宾内(Elizabeth Uviebinene)赞美了英国黑人女性的成就,并提供了如何成功的建议。今年夏天,切尔西·科瓦凯(Chelsea Kwakye)和奥尔·奥贡比伊(Ore Ogunbiyi)合作出版了《占据空间:黑人女孩改变宣言》(Taking Up Space: The Black Girl’s Manifesto for Change),这本书研究调查了英国以白人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中黑人学生的经历,最初来自于2018年两人从剑桥大学毕业时的一篇博客文章。电视主持人兼学者艾玛·达比里(Emma Dabiri)在2019年出版了《别碰我的头发》(Dont Touch My Hair),该书探讨了黑人头发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历史、哲学和个人共鸣。今年出版的还有黑人文学播客《关于文学》(Mostly Lit)的联合主持人德雷克·奥乌苏(Derek Owusu)所著的《安全:英国黑人夺回空间》(Safe: Black British Men Reclaiming Space)。而在《黑人名单》(Black, Listed)一书中,杰弗里·波阿卡伊(Jeffrey Boakye)用一本古怪的词汇词典对英国黑人文化进行了诙谐而犀利的解读,而德里克·巴多威尔(Derek Bardowell)的《没有胜利的比赛》(No Win Race)则考察了体育、种族、家庭和遗产中的黑人文化,时间涵盖了从1981年布里克斯顿骚乱(布里克斯顿骚乱是非洲裔黑人移民对英国警方种族主义愤恨造成的一次骚乱——译注)到英国脱欧公投的30年间。

到目前为止,这个领域是如此的荒芜,以至于每一件作品都让人感到紧迫和必要。英国诗人伊丽莎白·简·伯内特(Elizabeth-Jane Burnett)在2019年出版的《草间集》(The Grassling),以“地质回忆录”的形式回顾了她成长的德文郡乡村。伯内特书中自然与诗意的交融让我想起了英国艺术家英格丽·波拉德(Ingrid Pollard)1988年的田园插曲系列照片,这些照片以一种超前的方式捕捉到了英国乡村中孤独的黑人形象。同样,由说唱歌手安迪·布鲁克斯(Andy Brooks)撰写的戏剧《行走的黑人》(Black Men Walking),讲述了三个黑人在英国峰区的荒野中行走和交谈的故事。看到英国黑人,尤其是男性,听到他们对都市环境的描述,你会意识到在这种有限描述下黑人生活是如何成为大都市同义词的。《行走的黑人》以一种清新、进步的视角,在田园式的背景下审视男性友谊,而伯内特的回忆录则从原始、沉浸的层面与这个国家的地形联系起来,回顾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同样不寻常的还有约翰尼·皮茨(Johny Pitts)的《非裔赞歌:来自欧洲黑人的笔记》(Afropean: Notes from Black Europe),他在旅行期间与黑人社区的接触,为这个属于白人的大陆提供了一种截然相反的叙述角度。人们很容易将这本书与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在1987年出版的《欧洲部落》(The European Tribe)进行比较。但是,菲利普斯的书是以一个黑人的角度观察30多年前欧洲白人经历的记述,而皮茨却向我们展示了今天欧洲大陆上的黑人社区,并重新构建了我们对其的理解。其实这两本书是配套的,也是一次关于历史、旅行和身份的课程。我曾在2005年的小说《灵魂旅者》(Soul Tourists)中用类似的手法,虚构了一对黑人夫妇,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驾车穿越欧洲前往中东,这其实来自我亲身经历的一次旅行。但是,从英国黑人的视角来描写欧洲的书,不管是小说还是非小说,都很难找到。

没有所谓的公共参与,写作更多是一个孤独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社区精神,但新一代作家——主要是那些年轻激进的女性作家——会利用社交媒体来推广她们的作品。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使用“womxn”一词,指代女性有色人种、酷儿和变性人。这些“womxn”不会等着某些机构来资助或出版他们的作品,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前进。

他们努力的结果有《Gal-Dem》杂志和《黑人歌谣》(Black Ballad)杂志,黑人女孩节(Black Girl festival,英国第一个庆祝黑人妇女和女孩的艺术文化节——译注), 奥克塔维亚诗歌团(Octavia poets collective,Octavia是一个womxn色彩的诗歌集体,由诗人Rachel Long创建,用以回应诗歌中缺乏的包容性和代表性——译注)和Heaux Noire诗歌之夜(Heaux Noire womxn of colour poetry,一个旨在支持有色人种女性,供诗人、表演者和音乐家交流的活动——译注)。他们的自决精神和开创精神让我回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我年纪和他们一样大。那时,我与帕特里夏·希莱尔(Patricia Hilaire)和波莱特·兰德尔(Paulette Randall)共同创办了英国首家黑人女性剧院。在此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戏剧公司、舞蹈团、音乐团体、出版商和艺术团体。我们通过一种称之为“自己的艺术”来重塑和想象黑人女性生活的复杂性。我们几个是姐妹关系,但意见并不总是一致,有时会出现问题,不过我们有一个支持和协作的网络,就像今天的年轻女性们一样。

在80年代早期,我们这些想要写作的人不得不从大西洋彼岸寻找灵感。尽管英国黑人作家的文学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及更早的时候,但他们主要是男性和第一代黑人作家。在80年代的英国,女性出版社(Womens Press)从美国引进了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成功作品,不过出版社对英国黑人女性的写作并不感兴趣,但也有一些例外,如霍安·赖利(Joan Riley)的两部小说。虽然维拉戈出版社(Virago Press)很支持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的作品,但本土的黑人女性作家大多不在他们的名单上。

记得在一个漫长的周末,我沉迷在巴尔巴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编辑的《好姐妹:黑人女权主义文集》(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的书页之间,发现非裔美国女作家特别有信心和经验通过诗歌和散文来表达她们的现实生活。牙买加裔美国作家米歇尔·克里夫(Michelle Cliff)的散文集,比如1980年出版的《无惧真我》(Claiming an Identity They Taught Me to Despise),就激发了我在写作上的冒险精神。在克里夫的文章《卡利班的女儿》(Calibans Daughter)中,她写道,她的目标是“拒绝无声的语言,以一种经年努力的过程,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用来描述独特的自我,把现在的我和过去的一切都联系起来”。

同样,奥德尔·洛德(Audre Lorde)在《局外人姐妹》(Sister Outsider)中写道:“你还没说过什么话?你想说什么?有哪些专横是你日复一日地忍受,却又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直到你对它们感到厌恶,并在沉默中死去?” 洛德激励了我这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就像现在她又用新的作品激励了新的一代一样。我是在80年代初洛德访问伦敦时认识她的,当时洛德很想与英国年轻的黑人女权主义者进行交流。在德里尔剧院(Drill Hall theatre)举行的一场活动中,当时的观众主要是白人女性,洛德便要求大厅里没有票的黑人女性入场,否则就不上台。

在克劳迪亚·泰特(Claudia Tate)编辑的《写作中的黑人女作家》(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一书中,对许多伟大作家的采访也非常鼓舞人心。这些非裔美国女性讲述了她们写作的过程和实践,这比如今你在网上采访中发现做着同样事情的作者要早得多。我要感谢在我之前的女性作家,是她们的书籍塑造了我的性格,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们陪伴我游历了许许多多。从我沉溺于写作的日子开始,我的作品就染上了烟熏、咖啡和红酒的味道,虽然在我的时代里,成千上万的书已被丢弃,但这些书和那个时代的其它书我都很珍惜——它们仍然放在我的书架上,摞在一起,提醒我,它们是我的全部。

许多英国女作家在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时,都受到了这些文学作品的鼓舞。伯纳德选集是展示新兴作家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还能鼓舞我们出版的信心。有几本选集,如《黑人女性谈诗》(Black Women Talk Poetry),其中收录了20位诗人的作品,包括杰基·卡伊(Jackie Kay)、多萝西娅·斯马特(Dorothea Smartt)和阿卓艾·安多(Adjoa Andoh),而新版的《黑人女性谈诗》由大中村(Da Choong)、奥莉薇特·科尔·威尔逊(Olivette Cole-Wilson)和我合作出版。还有《观察者与探索者》(Watchers and Seekers),这本书是诗歌与小说的混合体,由朗达·科伯姆(Rhonda Cobham)和梅尔勒·科林斯(Merle Collins)编辑出版。

在为政治化的创造力重塑一个替代空间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挑战现状。我们黑人女性作家常常被排斥在白人女权主义者的努力之外,就像被排斥在同时代的黑人男性之外一样。我们中许多人都是酷儿,可能是一时的,也可能是一辈子的。这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像女人一样组织在一起,更少地依赖于男人的意见和认可。就像今天年轻的艺术活动家一样,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希望被这个国家的白人文化制作者挑选出来。

我们从未想过会被如此严肃地对待。不久前赢得布克奖让我兴奋不已,就像鲁比娜·希米德(Lubaina Himid)在开始艺术家生涯的40年后,凭借激动人心、富有创新和精彩绝伦的作品获得2017年特纳奖时一样。类似的还有,最近在环球剧院,阿卓艾·安多联合导演并主演的英国第一部全部由有色人种出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二世》。

我想知道,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在20多岁的时候就有了社交媒体,会取得怎样的成就,我们的生活又将如何被如今的快速互联所丰富。几十年来,我们中的许多人一直致力于推动有色人种进入出版业和艺术行业,直到现在才终于看到了成果。我曾创立过“诗歌指导计划”(Complete Works poetry mentoring scheme, 2007-17),挑选出30位诗人,让他们接受英国许多著名诗人的指导,以改变英国出版的诗歌中有色诗人所占比例不足1%的状况。如今,这一比例达到了16%,许多受到指导的诗人赢得了许多顶级诗歌和文学奖项。

我在其中学到的一件事便是,未来不会自我发展,我们不能把任何进步视之为理所当然。如果我们这些被认为处于边缘的人停止参与竞选,社会就会倒退。我想知道如果对有色人种的支持系统、网络和发展方案不复存在,将会发生什么。目前黑人女性作家出版的图书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但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因为今天的兴旺并不是平稳、渐进的过渡,更多的是从空白处中迸发的结果。

这一切的根基在哪里?我过去曾为有色人种作家写过关于文学世界的潮流,尤其是在90年代中后期,当时出版小说的年轻黑人男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有一种成熟叙事的倾向。但到了本世纪头十年,这些作家大都消失了。

当巨大的进步没有兑现应有的承诺时,会发生什么?当“第二本书综合症”出现时(第二本书综合症通常指作者的第二本书没有达到第一本书的水准,尤其是系列作品——译注),会发生什么?那些几乎是偶然成为作家的人呢?我们希望写作的领域广泛而丰富,从年轻人到老年人。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家能有一个长久的职业生涯来创作成熟的作品。尽管“新”(new)和“年轻”(young)并不是“新鲜”(fresh)和“原创”(original)的同义词,但出版业和媒体往往强调的却是新和年轻。有些作家成了飞速逝去的流星,当属于他们的时刻逝去时,我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历史告诉我们,书籍很容易从文学和文化的记忆中消失,直到被重新发现。就比如,在著名的卓拉·尼尔·赫斯特(Zora Neale Hurston)去世15年后(1975年),爱丽丝·沃克重新发现了她,在此之前,赫斯特的书已经绝版了几十年。默默无闻是太多黑人女作家的命运。

在我们这个条件反射占主导地位、道德义愤是主流正统观点、观点必须压缩成摘要的美丽新世界里,书籍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奇德拉·埃格鲁在Instagram上有24.4万多名粉丝,在Twitter上有7.9万多名粉丝,她给出的明智建议是:“Instagram有一天可能会突然关闭,没有人会关心你的8万名粉丝。现实世界的相关性才是关键。” 与此相反,那些避开社交媒体的老作家、艺术家和活动人士却错失了将自己的智慧、经验和观点带到这些辩论中的机会。社交媒体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政治、智力和创意空间,我们需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不然的话,我们就必须问问自己,是否正在放弃对未来的责任。

埃格鲁和她那一代的其他艺术活动人士,正受益于跨国公司与觉醒年轻人的结盟,并利用了他们市场性的愿望。这场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反文化的时刻,那些以前没有平台的人如今有了发言权,甚至被商品化了。我们这些对这一反复无常情况保持警惕的人,应该向那些沉浸在当下魅力中的人发出警告。我们需要扪心自问,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我们的读者带来可持续的、而非新潮的改变。我的回答是,创业精神、社区精神和艺术激进主义精神将在我们“沉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支撑着我们。

本文作者伯纳德·埃瓦里斯托是一位尼日利亚裔英国作家,她的小说《女孩、女人和其他人》赢得了2019年布克奖。

No1166 伯纳德·贝林 英格兰的文化外省:苏格兰和美洲

18世纪中叶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出了很多大名鼎鼎的人物,例如休谟(Hume)、斯密(Smith)、罗伯逊(Robertson)、凯姆斯(Kames)和弗格森(Ferguson)。然而,它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无法得到最终解释的历史问题。这也许和它的本质有关。如近年来最伟大的苏格兰历史学家所说,“在特定时刻的不同的国家出现了群星璀璨的天才,我们认为所有解释都是不够的”。这并不是暗示说,常识性解释没有出现。相反,自从博学的意大利人卡洛·迪尼纳(Carlo Deanina)在《论苏格兰人学术进步》(An Essay on the Progress of Learning among the Scots)(1763)中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已经以不同方式解释,为什么创新性的能量会惊人地,而且看起来突然地爆发。在麦考莱看来,苏格兰这个17世纪的神学荒滩之所以发生他所说的“这个惊人转变”,是因为1696年苏格兰等级会议(Estates of Scotland)通过法案,要求每个教区都设立一所学校。他的同代人亨利·巴克尔(Henry Buckle)以一种很合时宜的达尔文式口吻评论道,17世纪苏格兰政治和宗教斗争展示出来的能量从那些斗争中幸存下来,在另一个地方发现了他们可以施展自己的地方。

这两个论点都该说道说道。虽然实际上没有构想时那么完美,但国家教育系统使得许多穷农夫的儿子可以像更有社会地位的同学那样为上大学做好准备。我们也不应否认,尽管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在1715年和1745年发动了叛乱,同17世纪被纷争撕裂的年代相比,18世纪苏格兰的整体氛围更有利于平和地追求兴趣爱好。但是,只需稍稍思考一下文化史,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和平还是公共教育,或者是它们两者结合起来,都不能确保被誉为“复兴”的思想成就能够出现。

苏格兰黄金时代的一些其他所谓原因,我们也可以进行相似的反驳。相比于17世纪,18世纪几乎可以肯定是苏格兰经济日趋繁荣的时代。然而,17世纪90年代灾难性的“达连湾计划” (the Darien scheme)吃掉了它带来的资本。缺乏这些资本,再严格的新教伦理在经济上也无济于事。1707年英苏联合立竿见影的影响不是突然繁荣,而是征税的增加和法国贸易的丧失。直到很久之后,与英格兰和各殖民地的贸易的拓展才起到补偿作用。线世纪后半叶才出现,而在此时,苏格兰最伟大的创造时代开头的几个阶段已经结束。至于“新教义派”的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影响,他的格拉斯哥讲座吐露了“道德意义”的惊人力量,无疑“在苏格兰有力传播了对分析性讨论的兴趣和自由探寻的精神;为此,今天的世界仍然感到,因为它带来了18世纪最有价值的产物”。然而,要说这些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唯一原因,当然是高抬了哪怕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此外,应该指出,在哈奇森去格拉斯哥的第一年之后,至少一位当代观察家将他单独挑出来表扬说,他在一个被自由思想打得千疮百孔的大学里维护正统基督教的事业。事实是,当哈奇森开始他的讲座之前,在上个世纪的动荡年代中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思想堤坝——苛刻的正统教义——已受到严重冲击。

因此,关于苏格兰文艺复兴的充分解释,一定既要考虑到最繁荣时的种种社会因素,也要考虑到之前时代的发展条件。在扩展之后,这个问题似乎涉及一个世纪绝大多数时间的整个苏格兰史。进入苏格兰文艺复兴的许多元素一定要被放在一起。但是,对这类宏大的历史运动的解释,不仅应该是列出因素,了解它们的组合方式也同样重要。要想理解苏格兰复兴,既要积累文化资料,又要了解当时当地的核心精神。

这场文艺复兴背后的统一性,亦即提升了这个民族生活的深刻推动力,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我们不打算在这几页纸里寻求解决这类问题。我们只寻找可以理解它们的可能视角。这是因为,美洲殖民地在18世纪也经历了一场大繁荣。它并非一场文艺复兴,但仍是一场可以被称作“黄金时代”的大繁荣。英属北美没有产出休谟或亚当·斯密,但却出现了爱德华兹(Edwards)和富兰克林(Franklin)、杰斐逊、麦迪逊和亚当斯、里滕豪斯(Rittenhouse)、拉什(Rush)、科普利(Copley)、韦斯特(West)、威思(Wythe)和哈钦森等取得了傲人成就的人。它最好的果实,也就是美国革命的文献,被公正地称作“美洲天赋在印刷品上壮丽的迸发”。

为这些成就提供了土壤的美洲社会,虽然在很多方面明显与苏格兰社会不同,但仍然与之相关。当时的人为二者关系的各种要素感到非常惊讶,伯纳德其程度不输于后世学者。一位评论家写道,“波士顿常被称作美洲最英格兰的城市,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它远更像爱丁堡而非伦敦……像爱丁堡人一样,波士顿人独立自主,不被轻易控制,维护他们的权利”。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就像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一样,私人俱乐部是重要的社会制度。在那里,浮夸的、常常精致得荒唐的仪式突出表明人们为提升文化水平而狂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博士曾痛斥纽约“自我膨胀的暴发户”,称他们没有“能力分辨文雅国家人的不同等级,或者明白构成等级差异的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做出这一评论的美洲社会流动性在苏格兰有着“令人震惊的熟悉情形”;对此,博斯韦尔(Boswell)在他的大陆之旅中,曾特地警告过鲁塞尔(Rousseau)。

这样的话揭示了很多,暗示了更多。它们促使人们研究社会相似性如何影响智识生活,并将之带往更富有,伯纳德或许也更遥远的地区。它们表明,从伦敦的英格兰观察者的视角比较苏格兰和美洲的文化发展是有价值的。这两个大繁荣的共同的社会特征,也许可以为苏格兰文艺复兴的基本动力提供新的解释,而研究两地的历史学家都会感兴趣。

我们首先发现,两个地区引导文化发展的群体的社会地位惊人相似。也许美洲殖民地的社会史还有不清楚之处,但不可否认,那些在欧洲无疑被视作低贱或者中等之人,在殖民地可以通过学习文学和艺术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殖民地,虽然在虔诚的家庭传统中,初到美洲的先祖会被描述为悠闲优雅、熟悉文艺的贵族,实际上没有几个有修养的贵族能引领思想和艺术的进步。在整个北方,文人一定起源于中等阶级。

谁引领了北方城镇的文化进步?当然是牧师。例如,费城学院院长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不仅从阿伯丁(Aberdeen)带回了满满一脑袋知识,而且还有受挫的野心,后者发展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化势利。再比如国王学院院长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他在辛酸的《自传》(Autobiography)中写道,在他出生地康涅狄格,“学术水准很低,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而他“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望”本身,将他从看不到希望的地方性中解救出来。还比如出身于当地书香门第的马瑟·拜尔斯(Mather Byles),他盛气凌人,对当地愚钝的民众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又骄傲地展示一封来自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便条;实际上,这张便条是他用阿谀奉承的信件和陈腐平庸的诗文换来的。

同样重要的是像约翰·亚当斯、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和詹姆斯·德兰西(James DeLancey)这样的法律人士。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在1765年写道,他们之所以能在文化上获得比在政治上更强的支配地位,是因为在他们“那地,法律职业之外没几个人懂文学,而且,在我们的记忆里,大多数富裕家庭刚刚脱离底层社会”。除牧师和法律人士这两个专业团体之外,还有一些商人领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更有闲暇的后人更是如此,比如拙劣的诗人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以及他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表亲托马斯·哈钦森。这些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生意人而已。在伦敦的那些文艺恩主们看来,甚至连费城聪慧的古典学家和科学家、史上常被称作“贵族”的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也不过是一位有教养的贵格会市民。

如果他们是北方港口城市的领袖,那么追随者都有谁?无数的文化协会、俱乐部的成员,来自中等阶级的专业群体和中下阶级的商人群体。富兰克林著名的“会社”(Junto)是个自学者自我提高的协会。它最初的会员包括一位安装玻璃的工人、一位测绘员、一位鞋匠、一位细木工匠、一位商人、三位画家和一位职员。虽然费城的商人嘲笑“会社”,说它是“皮围裙俱乐部”,但他们在自己的学会里,就像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的星期二俱乐部(Tuesday Club)或纽波特文学与哲学学会(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Newport)的会员们那样,也不得不在最不贵族的自我提高中放松。

但正是在南方,我们看到了贵族最美好的形象——作为文人的有产绅士。我们被一再告知,作为财富的土地和奴隶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悠闲的贵族阶级:伯德家族(the Byrds)、卡特家族(the Carters)、李家族(the Lees)。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他们的人生都闪闪发光。但是认真的研究表明,这只是一个神话。卡尔·布里登博(Carl Bridenbaugh)写道,“切萨皮克贵族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它起源于中等阶级……闲暇是个神话;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成功的种植园绅士而言,无尽的劳作都是现实……那些人自诩为这个迷人地区历史声望的监护人,坚称它生产了其本性根本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比各殖民地其它地方都好的思想和艺术文化……他们的生活优雅但没文化……切萨皮克社会生产出了独特的中产阶级之贵族社会,其伟大高尚的人之比例要比一般的高;然而,他们只是有智慧的人,而不是知识分子。深南部的卡罗来纳殖民地社会什么样?“[在这儿,]出身上流的家庭比切萨皮克还少;变得富有、寻求绅士身份的中产阶级定下了调子……殖民地时期的查尔斯城(Charles Town)的显著特征是缺乏文化训练,城市的思想和艺术生活消极。”如果卡罗来纳上升中的商人兼种植园主的家庭生产了“美洲殖民地唯一的有闲社会”(只是在这里“享乐、魅力、精致成为了‘至善’”),他们也没能为文艺和科学送去几个人才。

苏格兰和美洲的差别有多大呢?那里可是有着古老的土地家族和更紧凑的社会组织。我们不应忽视贵族在18世纪爱丁堡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但因环境特殊,他们的角色仍然是贡献性、而非决定性的。苏格兰贵族和乡绅大多数拥护斯图亚特王朝和圣公会,即便是在苏格兰教会建立之后。这意味着,他们不受那些困扰着哪怕是温和的长老会信徒的禁欲倾向。他们太穷,出不了国,在冬天只能待在这个已非政治首都、但仍是法律和教会首都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写歌唱歌,资助会议和各种娱乐活动;简单地说,就是培养轻松和优雅的社会氛围。但如果他们是逍遥宫主,其他什么主他们都不是。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效忠使得许多有良知的年轻人无法从事需要向汉诺威王朝效忠的职业,而贫困则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工商业谋生。“银匠、服装商、羊毛布商常常出身显赫。”这种经济上的需要,有助于在爱丁堡的老城区建立一个社会分野远非明显的社会;在那里,地位既可以区别出身,又同样是职业成就的一个功能。因此,在彼得·威廉森(Peter Williamson)的第一部《爱丁堡人名录》(Edinburgh Directory)(1773—1774)之中,位列开端的是最高民事法庭法官、辩护律师、律师协会以及法官与辩护律师的书记员。“贵族和绅士”一类位列其后。

这个顺序表明,在这个世纪,社会和文化的领导权落入职业阶层手中,尤其是法律职业。分析名流学会(Select Society)的成员名单有助于理解法律与文化的密切联系。成立于1754年的学会有着双重目的,一是要推动哲学探索,二是要提高公共演讲。到了1759年,这个学会(当时有133个成员)已经包括所有爱丁堡文人。在119位能够轻松确定职业的会员之中,至少48位与法律有某种关联。与大学教授和温和派牧师一道,正是法律人士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在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的各个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英苏联合之后,苏格兰保持了它自己的法律系统,法律由此变成了社会上升的阶梯,社会弥漫着对法律研究的兴趣。这些都有着其它非直接、但并非不重要的影响。传统上与苏格兰法和罗马法的紧密联系,连同在乌特勒支(Utrecht)和莱顿(Leiden)学习的一代代苏格兰法学学生从荷兰带回家的自由派影响,可证实有助于哲学和历史思想产生崭新潮流。在格拉斯哥关于道德哲学的讲座中,弗朗西斯·哈奇森提出了“当时最完整的法律哲学见解”。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从牛津大学(1748—1751)回到爱丁堡大学后发表的早期讲座中,第一次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原则,但其真正的主题却是“法理学”或法哲学。1618世纪苏格兰思想史中很大一部分都关乎法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位旅行者在那个世纪的晚期评论道,无疑,正是法律人士“一定程度上为苏格兰的这个大都市定下了基调”。“简单地说”,他们“是那座城市的重要人士”。

当苏格兰和美洲社会建立更复杂的关系时,两地文人在社会起源上的相似性变得明显起来。贸易、移民和文化交流,标志着这个关系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些直接的商品、人员、书籍和思想的交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事实,亦即苏格兰和美洲都是以伦敦为中心的英语世界之外省,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如此。这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关键元素的共同源头。

英格兰对于美洲殖民地的主权不仅意味着规制和收费,而且意味着有一个特殊人群主导殖民地事务的舞台。这样的人起初在20世纪70年代大量出现。那时,在复辟的斯图亚特政府稳定下来之后,英格兰试图将其大西洋帝国的分散部分整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向殖民地的各个中心派遣王室官员,包括总督、海军上将、海关官员、森林监察官、收税员和各种小公务员,赋予他们权力来维护主权的种种特权。在半个世纪之内,这些人中身居高位者,连同代表性的官员,成为了港口城镇社会的焦点。他们影响力巨大,不仅代表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且在大多数城市中心也是时尚的典范。他们不只是政府之间的纽带,而且将英格兰带到了美洲殖民地的心脏。作为各省首府最闪亮的社会名流,他们既令人厌恶,又引人瞩目。无论政治派系还是社会群体,都以他们为中心而形成。

通常被认为在政治上有权有势的官僚集团,事实上是殖民地社会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塑造性力量。这些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各殖民地文艺的发展。作为品味的仲裁者,他们吸引人,赞助人,为那些致力于文学、艺术和生活品位的人开脱。

在苏格兰,同英格兰的政治联系也令公共人物变成了文化媒人。然而,在这里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一个强加的官僚集团。只有收税官是一样受人痛恨的。博斯韦尔希望更多英格兰官僚来苏格兰,以使联盟变得更完美;这样的看法并非不常见。情况实际上是相反的,但效果却是相似的。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代表苏格兰的16位贵族和45位议会成员(他们在伦敦很难保证收支平衡)带回了英格兰的书和英格兰的时尚。他们也促使爱丁堡(Edingburgh)拥有自己的咖啡馆、才子、《闲谈》(Tatler)以及这个世纪后来出现的赌博俱乐部和化装舞会。

殖民地的官僚集团、议会的苏格兰成员、1707年英苏联合——英格兰和她的依附政权的这些政治关系变成了文化纽带。帝国代理人和地方在宗主国中心代表的存在,也起到了强调两个地区生活的乡土性的作用。苏格兰和美洲人一样,都一直明白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大世界的边缘。他们眼中的这个世界与他们在这个世界的地位,或许是18世纪的美洲和苏格兰文化发展最重要也是最微妙的共同元素。

两个地区的生活因远离宗主国中心而相似。虽然苏格兰边界离伦敦不过300英里远,但迟至1763年,只有一架定期驿站马车穿梭于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旅途长达两周,也就是纽约至法尔茅斯(Falmouth)的快速班轮整整一半的旅途时间。那些有经济能力进行这一长途旅行的少数人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一旅途,以至于他们常常在出发前撰写遗嘱。至于英格兰人,斯莫莱特(Smollett)的塔毕莎夫人相比于18世纪早前的一些乡村人士好不了多少。对后者而言,他们对“非洲和诸印度的许多地方的了解……比对这个与我们相邻、我们一直非常关心的地区的了解更多”;而塔毕莎则认为,人们只能通过海洋抵达苏格兰。即便是接近世纪中叶时,从伦敦寄往爱丁堡的包裹有时也只有一封信。

但正如佩里·米勒所指出的,孤立“并不只意味着距离遥远或交流缓慢:问题的关键是,对于收信人而言,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的信件意味着什么”。来自伦敦的新闻、文学和个人信件不只是传递消息;他们也传递评价人和事件的标准。就像来自整个欧洲世界的个人特使一样,这涉及对教养的定义。在爱丁堡,就像在费城一样,人们急切地、贪婪地阅读着《闲谈》和《旁观者》(The Spectator)。就像美洲女性一样,苏格兰的女性从英格兰订购各种精致的物品,从衣服到墙纸。有些美洲人响应了苏格兰牧师们抱怨,“阿伦·拉姆齐(Allan Ramsay)把伦敦印刷的那所有邪恶狠毒、亵渎上帝、不堪入目的书籍和戏剧带了回来,然后以便宜的价格租给男孩子、好人家的女仆以及绅士”。本杰明·富兰克林最初阅读《旁观者》时感到兴奋,后来他又下定决心学习它的文风,这只是美洲人热切模仿英格兰方式的最有名的例子。威廉·埃迪斯(William Eddis)写道:“我几乎倾向于相信,在采取新时尚方面,精致而富裕的美洲人比这个大都市的许多有钱人还快。”

来自英格兰的信息权威甚大,因为接受它们的人知道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两个地方的文化都感到低人一等,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伟大的人,都有这种感觉。1756年,大卫·休谟哀叹:“我们这些乡野之人(你们伦敦人是这么看待我们的)很容易给你们城里人找麻烦。欢迎给我们写信,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不说我们就不会知道的消息。我们会报以绝不好笑的地方故事。”亚当·斯密承认:“这个地方非常缺乏能令远人感兴趣的各种事务,因此你不能期待从特威德河(the Tweed)这岸的写信人这里发现任何趣味。”17世纪的世界主义者小约翰·温斯罗谱内心痛苦。在一个像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的“蛮荒之地”,他渴望地回忆欧洲各中心的激动生活。年轻时的科普利深有体会。在从波士顿给身处伦敦的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写信时,科普利写道,“我认为我非常不幸地生活在这个地方。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没有一张能叫做‘画’的肖像出现在这里。这让我心有所失,只能猜测您、雷诺先生和其他艺术家从事的静物画创作”。这位在游历了欧洲大陆和伦敦后回归爱丁堡的年轻苏格兰人感到,他不得不“费力地让自己缓和下来,就像一个琴弦紧绷的乐器降到我周围的低音那样”。

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和美洲人尽力避免自己特有的气质和习语,并视之为耻辱,除非他们能像在巴黎的富兰克林一样,将它们转化为自然自己的哲学家的口音。苏格兰人最敏感的话题就是他们的语言。陆军中尉里斯马哈果(Lieutenant Lismahago)也许自己这样自我满足:“我们通常叫做苏格兰方言的东西,实际上是真正的、纯正的古英语。”然而,约翰逊博士却嘲笑班格尔的汉密尔顿(Hamilton of Bangour)用“wishes”押“bushes”的韵,而当1761年托马斯·谢里登(Thomas Sheridan)——也就是那位剧作家的父亲——在爱丁堡操着爱尔兰乡音讲授修辞的艺术时,他聚精会神的观众包括三百位贵族、法官、神学家、辩护律师和时尚界人士。休谟一直随身携带一个苏格兰人习语的清单,从而避免使用之。据蒙博杜(Monboddo)说,他在临死时为之忏悔的,不是为他的罪恶,而是为他的苏格兰风格。

到了1754年,美洲英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它早在1735年就收到了负面评价),有人甚至戏谑地提议应该编纂一部美洲词汇集。在美国革命前,英格兰人对苏格兰方言的那种蔑视并没有波及美洲英语,但在莱克星顿(Lexington)枪声响起的很久之前,英格兰人就已将苏格兰和美洲的语言特点放在一起,将它们视作方言。在1781年的一段文字中,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体现了这一事实:“我所创造的‘美洲性’(Americanism)一词……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同‘苏格兰性’(Scotticism)相似。”当博斯韦尔重述苏格兰马奇满伯爵(Earl of Marchmont)“极其幽默地”讲给他听的一则趣事时,两地语言上的方言色彩之相似性得到了体现:在伦敦,没人认识是他。一个店主对他说,“先生,我认为你是美洲人。”“先生,为什么?”大人问道。店主回答道:“先生,因为你既不说英格兰语,又不说苏格兰语,而是一种与二者都不同的语言。我认为它是美洲语。”然而,模仿英格兰方式带来的自卑感与地方风格带来的负罪感只是地方性的复杂意义的一方面。许多苏格兰人和美洲人都跟着约翰·奥森布里奇牧师(Reverend John Oxenbridge)抨击那些试图“在礼拜或走路时追随英格兰浮夸风格”的人。以奥克特泰尔的拉姆齐(Ramsay of Ochtertyre)抨击18世纪苏格兰作家的方式,他们猛烈攻击奴颜媚骨地模仿英格兰的做法,认为这是“承认自己低劣,但这样一个骄傲的、勇敢的、长期以来都因常识和对古代经典的尊崇而闻名的民族本不该这样”。认识到区域限制常常会导致一种补偿性的地方性傲慢,进而演变成一种爱国主义。在美洲,这种爱国主义在政治上起到了作用;在苏格兰,它在1745年起义后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情感上的。这是因为两地的政治史截然相反:美洲从隶属变为独立,而苏格兰则从独立变为隶属。一些人认为,外省的生活不仅应当得到世界主义者的宽容,而且它是自然的独特恩赐。正是这种理念令杰斐逊在他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Virginia)中在博物学方面对布丰伯爵(Count de Buffon)批评了一通。在苏格兰,一些人相似地坚信,虽然与英格兰文化有“相似性”,但爱丁堡有它自己的趣味和活力。这令罗伯逊拒绝了定居在伦敦的邀请。在巴黎获得成功之际,休谟也渴望“粗糙但朴素”的扑克俱乐部(Poker Club);他也喜欢贾丁博士一针见血地纠正和限制法国社会的“甜腻”。休谟对他家乡的复杂态度是意味深长的;用傲慢对抗偏见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典型心理。

对于苏格兰人而言,他们在英格兰受到的对待强化了这种傲慢。在那儿,他们的巨大成就仍和他们所受欢迎的程度成反比。有时,奥西恩(Ossian)、伯恩斯(Burns)和高地(Highland)之旅甚至会让人们忘记布特的存在。但与此同时,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不里颠”(Breetish)咖啡馆,伦敦的生活对于特威德河以北的来访者而言并不总是轻松的。“回你家吃你的鲜干酪吧。去死吧!你喝你们的麦片粥了吗?你这少言寡语的,你什么时候吃菱羊鲷或羊杂碎布丁?除了燕麦片速煮布丁,你在苏格兰见过肉吗?托马斯,快别站在他面前,要不然你也会想吃的!”这位年轻的苏格兰人这样重述他在伦敦受到的对待,并且补充道,这种普遍存在的嘲讽背后几乎没有真正的恶意。然而,在科文特·加登(Covent Garden)听到别人大喊“不要苏格兰人!不要苏格兰人!让他们出去!”时,博斯韦尔热血沸腾。但只是在几个月后,他就在备忘录里对自己写道:“慢下来,要避免苏格兰戏谑性的嘲讽。”他还这样评价一位老乡:“他是个热心、诚实的伙计,博学而活跃,但他骨子里很苏格兰。”

这种与不列颠社会的复杂关系,最深层次的结果是,外省人看待世界的方法是不连贯的。两种力量、两块磁石都影响了它寻找合适标准和合适风格的努力:本土主义(真实的或想象的)的简朴和纯粹的价值观,和世界主义的文雅世故的价值观。完全喜欢其中一种的可以保持一致,但对于那些对二者都有所接触的外省人而言,这就显得太狭隘了。它意味着缺乏根基,意味着要么被高级文化疏远,要么被他熟知的、塑造了他们人格的地方环境疏远。对于那些在认识上超越了地方边界的人来说,很少有人满足于关于他们自己或这个世界的一个简单的、一致的形象。在18世纪的苏格兰,就像在美洲殖民地一样,地方文化的形成与这些情形紧密相关。

这一情形对两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当然无法评估。无疑,乡土性有时阻碍创新。但我们指出,一些重要的因素颠覆了有害影响。地方人对世界和他们自身的复杂认识,使他们与同代的英国人面对着不同的需要。它容易在习惯和传统的根上动摇思想。它将人们领向共同思想的缝隙。在那里,他们发现了新的看法和新的路数。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天才存在,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scumbagmillionaire.com/,伯纳德但如果我们对此予以考虑,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培养了这些人的原创性和创新的想象,而这种原创性和创新的想象,正是苏格兰和美洲启蒙运动的最高成就的特征。

【拉韦扎尼】欧洲首富伯纳德·阿尔诺要收购米兰

根据意大利知名记者伦巴第电讯报主编拉韦扎尼的消息,欧洲首富、LVWH集团总裁伯纳德·阿尔诺想要收购米兰。

奢侈品大王LVMH集团的缔造者伯纳德·阿尔诺身家高达1076亿美元,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

阿尔诺的LVMH集团(法国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精品集团,旗下拥有LV和Dior等50多个奢侈品牌。

拉韦扎尼表示:“消息来源可靠,有迹象显示阿尔诺正在进行财务运作,以完成对米兰的收购,这个故事将如何结束还有待观察。伯纳德伯纳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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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埃文·蕾切尔·伍德安东尼·霍普金斯桑迪·牛顿杰弗里·怀特艾德·哈里斯吉米·辛普森Sidse Babett Knudsen

在遥远的未来,一座巨型高科技成人乐园建成,其中有西部世界,罗马世界,中世纪世界三大主题版块的机器人世界,它提供给游客杀戮与性欲的满足。这座巨大机械乐园的后台监控渐渐失去了对机器人的控制,伯纳德游客被机器人杀死,所有想逃离者都被锁定。该剧的主题是:「人工智能获得自主意识」以及「未来世界的罪孽」。故事改编自1973年的同名科幻电影,此番由科幻之父JJ Abrams和诺兰兄弟操刀。